我在葉丹青的房間外站了足足十分鐘，走廊的燈光快要将我曬幹。我抑制住三次敲門向她道歉的沖動。她說今晚不想再見到我。

裡面沒有動靜，沒有椅子挪動、人行走和其他聲音。我拿着書回到自己的房間，見到她的雜志還擺在桌角，便把它翻過來，花花綠綠的廣告封底朝上。

我開始閱讀那本書，書的内容異常詳實，足有五百多頁，是1965年到1970年間各省份政區劃的變遷，精确到村莊，有些地方甚至還精心繪制了地圖。

我查了一下，這本書的作者是位知名學者，戰争開始前就東奔西走，在各地繪制地圖，試圖記錄當時當地的風貌。

外婆找這本書，大概是想看老家的情況。我在目錄找到老家所在的查幹巴林市，那幾年市區沒有什麼變動，倒是下面的旗縣和村有些變化。

我記得外婆在和外公結婚之前，一直住在山腳下。她曾經跟我說那一帶有許多小村莊，住都是獵戶，有蒙族人、鄂溫克人，還有一部分漢族人。

但我不記得她和我說過她們村的名字，或者說過我也忘記了，隻記得離她們最近的旗縣叫塔拉旗。

塔拉旗那個地方我知道，我一個初中同學就是那裡人，家裡開了牧場，一到春秋季節就叫我幫她剪羊毛，包吃包住，剪完拉着我在草原上轉一圈。

隻是記憶中，外婆從沒回過她的老家，即便逢年過節她也隻在城裡待着，沒有親戚走動。

但我清楚地知道她有個哥哥，也許還有個妹妹，她燒香念佛的時候嘴裡常常念叨，說媽媽怎樣怎樣，爸爸怎樣怎樣，哥哥怎樣怎樣，琪琪格怎樣怎樣。

然而我沒有見過這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或聽過他們的故事。每每問到，外婆隻說他們早已不在人世，然後閉嘴念佛，好像多說一句話都會驚擾他們已然安息的魂魄。

有一次我偷偷問了外公，外婆的家人都去哪了？外公說他隻見過外婆的父親，還有她哥哥圖古勒，以前圖古勒跟外婆一起去城裡賣山貨和皮毛。後來聽說他在山上遇到野獸，失蹤了。

從那之後，外婆就再也沒提過她家的事，那些事成了禁忌，一提起來總會傷心一番，倒不如壓在心底，漸漸釋懷。

我翻到塔拉旗那一頁，見到若幹熟悉的地名，都是小時候外婆帶我騎馬去過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我不認識，可能是後來改了名。

有一個村莊的名字我最熟，賽罕嘎查（蒙語“村”的意思），外婆的老朋友柴爺爺就住在那，她帶我去過很多次。有時柴爺爺也會進城看望外婆，提上新打的飛龍和一麻袋榛子。

柴爺爺是漢族人，年幼時家裡鬧饑荒沒飯吃，他和幾個兄弟跑出來，想去東北投奔親戚。路過我們那裡時正值寒冬，差點凍死在路上，幸而被一個獵戶搭救。之後他就改學打獵，做了個獵人，那個獵戶就是我外婆的父親。

我打電話問霍展旗，外婆之前的村子叫什麼。霍展旗正打麻将，我聽到對面傳來麻将機洗牌的聲音。

“什麼村……”我猜他正把電話夾在肩上，雙手碼牌。

如果讓他自己想，他一晚上也答不出個所以然，我隻好把村莊的名字挨個念給他聽。

“等一下！”念到額吉嘎查的時候他叫道，“好像是這個。”

“你确定嗎？”我對這個名字沒有一點印象。

“小時候聽我媽說過。”他的音量大了很多，可能碼好了牌。

“聽你媽說的？”我詫異。我媽他們姐弟三人，沒有一個跟我們提過外婆家的事。

“就是小時候偷聽她和我爸說話，聽到過這個名字，說是為了紀念姥姥去世的外祖母才起的這個名字。”

我哦了一聲。額吉就是蒙語媽媽的意思，這樣倒也說得通。

我告訴他，我拿到外婆在圖書館借的書了。但他正沉迷麻将，就在我們對話的這幾分鐘裡有人胡了，氣得他罵了一句，那邊亂哄哄一片。

我挂掉電話，翻開下一頁，想找到額吉村在那幾年間有何變化。可出人意料，1967年這個村子就消失了。

山腳下的村莊與村莊之間都隔着不遠的距離，如果合并，更大的可能是多個村莊合并成一個，而不是一個小村莊直接消失。

額吉村消失，說明那裡沒有人住了，人去哪了呢？外婆那時已經搬到了城裡，村裡住的應該是她的哥哥圖古勒。聯想到外公所說圖古勒的遭遇，他很可能就是在那一年遇害的。

但這和外婆來上海有什麼關系呢？

我打給霍展旗，但剛按下撥出就挂斷了。他現在的麻将腦袋除了二餅六條裝不下别的事，我改成文字消息，讓他明天去外公那裡套話，問問1967年發生了什麼事。又讓他催催他的戰友，如果查到了司機的資料就聯系我，無論查到多少。

總算有了點發現。我長舒一口氣躺在床上。

時間已過十二點，屋内屋外都寂靜如謎。窗簾還沒有拉，我朝下面望去，院子裡隻剩珊迪在寂寞地圍着花圃打轉，叼起角落的皮球自娛自樂。

我拍了幾張書的照片，然後打開房門。葉丹青的房間還開着燈，她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睡。我擡手想敲門，但手指終究沒有落下去。

我回到屋裡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寫了謝謝兩個字，夾在書裡，走出去輕輕把書放在她的門口。

晚上我睡得安穩，甚至窗簾沒有拉也沒影響我的睡眠，直到上午被熱得發燙的天光催着醒來。

居然又快中午了，手機裡很多消息，霍展旗麻将打了一通宵，早上六點問我什麼1967。三小時後又說，老錢今天會聯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