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127年到公元前119年的9年時間裡,漢武帝先後三次派遣衛青、霍去病北擊匈奴,迫使其遠徙漠北,基本解決了匈奴對西漢政權的威脅。但是在與匈奴進行的這些戰争中,西漢政府少則動兵數萬,多則數十萬,由此帶來的軍費開支,已成為國家财政的一項沉重負擔,這也導緻“文景之治”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1]的富足情景不複存在。除了直接的軍費開支以外,武帝在征戰匈奴時還舉行過巨大的賞賜。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明年(公元前123年),捕斬首虜之士,受賞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其明年(公元前121年)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

北擊匈奴耗費了大量的财政支出,直接造成了西漢政府的經濟困境。公元前119年,漢武帝決定發行皮币以解燃眉之急。皮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以皮币或以束帛墊璧進獻就是諸侯聘享的禮節之一。漢武帝在前朝基礎上賦予其新的内容,規定王侯、宗室朝觐皇帝或相互聘享,必須用皮币“薦璧”,并由此形成了皮币薦璧制度（在正月朔旦，也就是正月一日的朝觐大典上, 王侯、宗室、三公要以白鹿皮所制的皮币襯墊着玉璧進獻于皇帝賀正月, 所以皮薦制度是當時朝觐貢納禮儀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也是該套儀制中的最高等級）。這一制度的推行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漢的财政危機,而且成功地打擊了諸侯豪強的經濟力量,加強了中央集權。漢武帝通過恢複皮币薦璧制度,分割了地方财政,增強了自我實力,在經濟上抑制和削弱了地方勢力,這與帝國政治層面推行的‘推恩令’‘附益法’‘左官律’等一系列政策并行呼應。（在皮币薦璧制度中，玉璧的産量、規格和質量都受到中央的嚴格控制，以确保其價值和用途，一枚皮币值四十金，四十萬錢）皮币迎合君權神授思想，強調天資權威，同時能打擊諸侯（實際上是一種掠奪性的制度, 是對王公貴族的敲詐勒索。）而且諸侯朝觐時還需要繳納獻費, 亦名“獻賦”, 是郡國從剝削人民的算賦、口賦、田租等的總量中抽取出獻于天子的那部分收入。也就是說, 王侯封國内人民所出的租稅不能被封君所獨占, 必有一部分要歸于皇帝。兩者都是天子強制對郡國财富進行的再分配, 實際上是中央與郡國之間的一場财政收入分割，目的是強化皇權、鞏固統一。

漢時玉璧比較大的制作量應該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漢代玉璧的生産機構比較多, 既有少府主管的中央一級的玉器生産作坊;也有在比較大的王國所設立的地方一級的玉器生産作坊, 二者均是官營作坊。西漢的都城長安和東漢的都城洛陽都擁有隸屬于少府的官營手工業作坊, 而且規模較大, 此外, 許多諸侯王國可能也有玉器作坊, 比如:楚國、彭城國、南越國等。

漢代白鹿極其稀有, 緻使以其毛皮為币材的皮币的産量很低, 而當時玉璧的制作量卻比較龐大, 原料的豐寡造成了産量的高低, 而且這種高低之别在當時還相當大, 最後反映在中央對他們的定價上自然會有所差異。

時期貨币名稱貨币政策：

漢初 莢錢允許民間私鑄

呂後二年八铢半兩錢取消自由鑄造

呂後六年五分錢官方鑄造

孝文五年四铢半兩錢廢盜鑄令,允許私鑄 （盜鑄令：楚漢時期，允許民間自由鑄币，劉邦一統天下後，政府就想收回鑄币權，最晚惠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92年，國家就有了盜鑄令。呂後臨朝稱制後，又發明《錢律》，進一步打擊盜鑄僞鑄銅錢和黃金等違法行為。漢文帝即位後，又允許百姓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