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有個疑惑----為什麼李文博寫出去的信，永遠都沒有回複呢？

但就我這處境，也輪不上誰嘲笑誰。所以我也隻是乖乖坐下來，随便寫了些東西。

這封信，我打算寄給我的第一個助理。或者說，這麼多年來我心裡唯一願意認可、信任和依賴的助理。

在我十二歲至十八歲期間，他負責着我生活上的一切事務，我更願意将他納入我“家人”或者“生活夥伴”的行列中。

他的離開倒沒有太多的人為因素，多是因為疾病來襲的不可抗力。早在我有餘錢時，我就經常會打錢到他銀行卡裡，叫他在老家好好養病。

我一會兒奮筆疾書，一會兒停下來咬着筆杆子思索，李文博好玩地看着我：“這是受刺激了嗎？”

我朝他翻了個白眼，不予理會。我憑借着記憶将助理的家庭地址寫上，與衆獄友的信白花花地混合着寄去某個遙遠的地方。

說來好玩，也就是他，成為了兩年後唯一一個探監我的人，并且告訴了我梁南道的近狀。

日子平常地過着，我适應良好，已經能夠在一小時内上完一百個足球，并被調去粉刷牆壁。

那個曾經刁難我的小個子男人叫做鄭義，他已經在粉刷牆壁這塊幹了一年了。他雖叫“正義”，但行事卻一點都不“仗義”，是犯了故意謀殺罪被判進來的。

自從“廁所一戰”後，我一直與他相安無事。這次被調來粉刷牆壁，我也打算繼續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優良傳統，與他和諧共處。

剛開始粉刷牆壁時，我還挺新鮮的，覺得這活還蠻好玩。我小時候就喜歡在村裡的牆壁上胡亂塗鴉，經常被大人罵，所以我一度有過能成為街頭塗鴉藝術者，自由地在牆壁上作畫的夢想。這次進監獄，也算是圓夢了。

但刷了大概七、八天吧，我就厭倦了，開始豎起耳朵偷聽别人說一些漫無邊際的花邊消息。

我除了李文博，不認識什麼其他人，隻有聽，卻沒有插嘴的份兒。我把帽檐拉的老低，默默地低頭沾漆、上漆，在一衆獄友中偷偷移動，撿話牙子聽。

“我這有封信，你看不看？”有人這麼說。

“你的信啊？滾滾滾，誰稀罕。”

“不是，是李文博的。”

“你說誰？李文博？”

“你小聲點！李文博那個跟班現在也在這刷牆，别被他聽見了！”

我身子一震，把頭埋得更深了，說這話的人四周環顧一圈，殊不知我就站在他旁邊：“他不在，應該是在隔壁刷牆吧。”

“不是我說，你是怎麼弄到的？”

“早上送信來時，我趁工作人員不注意，經過他身邊從包裡順手拿的。我打算把信給鄭哥，因為那個明星的事兒，鄭哥丢了大面子，這次必須得治治李文博這小子。”

“不打開看看嗎？”

“我對李文博寫了什麼唧唧歪歪的事兒不感興趣，你要看，你自己看吧。”

“算了，待會自由活動的時候，交給鄭哥就行。”

我看着始作俑者口袋中露出的一角信紙，心裡大驚，将“和諧共處”那套理論抛到了九霄雲外，并且企圖立馬沖上去奪回信封。

理智按壓住了沖動，我默不作聲地繼續刷着牆，盤算着自己的小九九。

直到這時候，我才真正認識到了擁有手機的重要性。我并沒有機會通知李文博，隻能孤軍奮戰，偷偷摸摸地跟在這倆貨後面，打算趁機把信奪到手中。

自由活動時，天氣異常陰沉，也許要下大雨。這兩個賊人在角落裡找到了鄭義，從口袋裡掏出了屬于李文博的回信。

李文博先是驚愕，随後臉上露出了令人不适的笑容，就像是盜賊偷竊成功時，小人得志般的神情。

我惡向膽邊生，就看準時機突然從牆角蹦出來，一把扯下他們手裡的信！

他們一怔，随後一把扯住我的後衣領，我也不甘示弱，将拳頭揮舞開來。

場面亂套了，獄警凄厲的哨聲劃破天際，警棍從我們頭上落下，我還沒被揍多少拳，便吃了一頓警棍。

幾個獄警迅速沖上來，将我們狠狠扒開：“幹什麼？！都帶走，帶去審訊室！”

我死死拽着在打鬥中被撕扯成兩半的信件，在周邊的人群中，勝利地朝李文博高舉起了雙手----

當然，下一秒，我就又吃了一次警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