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節,中午11點30分,岑毓笛自舞蹈班監控視頻消失後将近4小時,宛安區刑偵大隊接待室,負責偵辦此事的鄧隊用投影儀給我們展示了岑毓笛從家裡出發到舞蹈培訓室的全部監控路程:
“5點50分從家裡出發,6點50分抵達伊美舞蹈大樓對面的早餐店吃飯,7點20分在培訓樓門口等了10分鐘,直到7點30分培訓班開門才和其他同學一起進去。辦完手續離開前台的監控時間是7點29分,孩子父親上樓的時間是半個小時後8點整……中間打了幾次電話都沒人接聽?”
龍建韋(岑婉華的私人司機)低着頭,兩手交握扣在桌上,像個犯罪嫌疑人似的沉默着點頭。
溫廷烨頭往後仰,看着暫停的岑毓笛消失前的最後一抹背影,撫着臉面無意識地搖着頭,蹬桌子:“能不能快一點,我求你們了,她手機經常都是充滿電才會帶出門的,現在手機還好好的留在舞蹈室,定位服務卻被關了,一定是有人用不正常的手段把她帶走了……”
鄧隊長一臉端肅:“我們已經聯系各分局的同事,加派人手全力調查搜尋了,周邊監控很快就能調取過來,請溫先生耐心等候。”
溫廷烨擡起紅腫的眼睛,抹着眼角鼻翼間的淚水,啞聲:“我就怕我等得了,我妹妹等不了……”
鄧隊長安撫道:“10多歲的孩子了,155的高個子,要想拐走沒那麼容易。就算舞蹈大樓後面的圍牆沒設監控,那附近的所有出口滿大街可都是監控,才換的人臉識别監控,不可能就這麼憑空消失,你要相信我們警方。”
這話我愛聽,法治社會,市中心附近,又不是深山老林,哪哪都是監控,找個人還不容易嘛。
溫廷烨哪裡聽得進去,轉頭靠在我肩上抽搐。
我握着手機,看着手機上的信息,岑毓笛早上7點25分給我發的信息:早安,大哥哥起床了嗎?
我擦了擦臉上冷汗,猶豫再三把手機放在桌子上,問鄧隊長:“可以看一下她的微信聊天記錄嗎?我懷疑她可能有兩部手機。”
鄧隊長盯了我一眼,那意思是孩子之前和父母吵架也有離家出走的情況,但并無任何遭受生命威脅的迹象,鄧隊長讓我們報兒童失蹤立馬立案,以采集直系親屬DNA和受害者近期照片為條件,岑婉華卻遲遲沒來,借口有事不在惠城,暫時回不來配合調查,隻管來電話催找沒找到人(不慌不忙的态度比溫廷烨淡定多了)——這就有點為難警方了,材料不全,也沒有立案,如何采取技術手段調查?
不過,我主動交過去的手機,鄧隊長倒是看了一眼,眉毛一皺,把龍建韋、溫廷烨兩個人的手機收到的聊天信息都放在一起比對,果然,我加的——岑毓笛的微信頭像和他們倆的不一樣。
他倆手機上的岑毓笛的頭像是一隻小白兔,我手機上的岑毓笛的頭像是她的一張自拍照,眨着一隻眼睛,懷裡抱着一隻小泰迪,十分可愛。
溫廷烨的目光被吸引了過來,問我:“你們啥時候加的微信?”
我低聲說:“昨晚上啊,她打電話找你要錢,你不在家,也不接電話,她就找我拿了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