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定，是哪一秒讓我意識到——她沒有徹底離開。

也許是文件的命名方式，也許是那句“不會留下這個聲音”，又或者是我自己早就知道。

我一直以為她的離開是一種關門的動作，是對結構的退出，是共振的熄火。

但現在，我開始明白：

她的離開，更像是一次系統轉權。

不是切斷，而是遞交。

—

我開始追蹤音頻的元數據。

系統顯示文件創建時間是三天前，寫入設備為“外部錄入終端”，上傳路徑為空。文件編碼為自主格式，不符合實驗原有模闆。

我查了原項目的文件命名規範，大多為“L-code_時間戳_位置信息”。

而這一個，隻有三個字母：L_Trace

我不确定她是怎麼設定這個路徑的。但我知道，“Trace”不是我為她加的隐喻。

是她自己留給我的詞。

她在告訴我：你可以不回頭，但你可以追蹤我曾經的走向。

我沒有立刻行動。

而是花了一整夜，把舊資料庫重新掃了一遍。

我試圖找到她是否還有其他未歸檔的痕迹。

淩晨三點，我在一組封存的文件夾中發現一個殘缺的數據指令：

【601終端】→接入狀态：保留監聽接口

系統沒有提示任何在線設備，但這一行備注比什麼都清晰。

她并沒有注銷她的終端連接。

她隻是，在不說話的狀态下，仍保留了一種“被你找到”的可能性。

我像被誰輕輕擊了一下。

這不是她的測試。這是她的回答。

—

第二天我找到項目當初的副技術負責人，一位叫Miller的工程師，年紀不大，記憶卻很好。

我沒有提她的名字，隻是問：“L-601的接入記錄，你還記得嗎？”

他翻了翻文檔，說：“她啊，特别安靜……一直都隻做語言延遲模型那一塊。”

我問：“她有沒有自己申請過什麼接口權限？”

Miller猶豫了一下，說：“有一個。她後來試圖開一個‘非确認性延遲通道’，被系統拒了。當時我們覺得那套理論太模糊。”

我說：“然後呢？”

“她就退了啊。”Miller聳聳肩，“說要把理論轉成個人實驗，退出的時候也沒留什麼，隻說一句話。”

我屏住呼吸。

“她說什麼？”

“她說——‘我離開，不是中斷，是釋放。’”

—

我聽完後沒有說話。

因為我知道她指的是什麼。

她離開那天，在系統裡的最後一次記錄，就是手動關閉自動反饋機制。

她将“是否響應”這個變量，從系統交互設定，轉給了我。

不是我發出請求她回應，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