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不是還覺得人是張東來殺的，我們徇私局長的侄子才把人放了？”陶然問，“那她會不會去找張東來？需要給張家打電話嗎？”

“打電話提醒張東來注意一下，但我覺得應該不會，”駱聞舟一手按着太陽穴，按着按着，不知怎麼碰到了額角的淤青，他抽了口涼氣，“她去找張東來能有什麼用？殺張東來償命嗎？就張東來那個塊頭，站着讓她捅，她都不一定有力氣捅進去，最大的可能性人家報警，再把她重新再送回咱們這。這是無用功，你從兇手的角度想想，他半夜三更不睡覺，不可能就為了帶着何忠義他媽逛一圈大街。”

這時，在旁邊寡言少語的費渡抓起一根簽字筆。

“如果帶走她的人就是兇手，”費渡飛快地在紙上寫了“5.20”的日期，“那麼首先，兇手殺何忠義，是臨時起意還是蓄謀已久？”

他說完，還不等别人回答，就自行回答了：“我傾向于他是‘臨時起意’——因為何忠義遇害當晚，還在向别人打聽‘承光公館’的具體位置。”

駱聞舟問：“你怎麼知道？”

“我當時曾經在他送貨的飲料店裡見過何忠義一面，正好聽見了，抱歉，我不是有意隐瞞，隻是當時還以為這是個可以忽略的細節。”

駱聞舟沒追究，點點頭：“有道理，如果兇手早想在這天晚上殺何忠義，他不會連地址都不說清楚。”

陶然不知道他們倆為什麼你一言我一語的說起這個，有些莫名其妙，正要開口，就見駱聞舟沖他一擺手：“做一下簡單的嫌疑人分析。”

“監控記錄顯示，何忠義接了個電話，然後離開承光公館，趕往文昌路，這像是有人約了他，這個時候，兇手應該已經知道他在公館外了，他們在電話裡會說什麼？”

費渡略微閉上眼，輕輕地用筆杆敲了敲桌面：“我沒有被人看見，沒有被監控拍到，隻是想和你說幾句話――”

“出于某種原因，兇手決定要殺何忠義。”駱聞舟說，“按着方才的推論，既然他是臨時起意，那兇器早準備好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張東來那個二百五摘了領帶後不知随手扔在了哪，正好被起了殺心的兇手看見，他突然靈光一閃，想出了一個很絕的主意。那麼第二個問題，他為什麼要把死者約到這裡——文昌路？”

陶然想了想：“如果兇手是趙浩昌，文昌路是他的工作地點，熟悉的環境好下手。”

“他熟悉的地方應該不止文昌路一處，如果隻是為了安全感，他家附近不是更好？”駱聞舟緩緩抱起雙臂，對上費渡的眼睛，他發現費渡的眼神非常冷，冰冷得像是一對無機質堆砌成的，他沒有移開視線，直視着費渡問，“你的看法呢？”

“我挖了個坑，放了一隻替罪羊在坑裡，現在我當然要把自己擇出去——”費渡說，“為了不在場證明。”

陶然既不是被人越砍越精神的中國隊長，也不是能晝伏夜出的小青年，到了後半夜，生理上已經很困倦了，被塞了一大堆信息的腦子裡亂成了一鍋粥：“慢點慢點，這個不在場證明是怎麼算的？我們分明從監控裡查到了何忠義去文昌路……”

駱聞舟點了根煙，先是背過身去深吸了兩口，接着伸長了胳膊，盡可能讓煙往門外飄，聲音有些含糊地說：“陶然，你忘了嗎，咱們查到的監控是‘意外’。”

陶然激靈了一下。

對了，何忠義當晚小心翼翼地避開了監控，卻不料低估了有錢人們怕死的心，除了明處的監控，承光公館外圍的小路上有幾個隐藏的攝像頭。

拍到了他的那個就是其中一個僞裝成鳥窩樹屋的攝像頭。

他和兇手都不知道這個永遠被記錄下來的剪影，而警方也正是順着那個意外的鏡頭才摸到了公交車站，乃至于追蹤到了何忠義的去向。

花市東區的各種監控太多了、公共的、交通的、商鋪的、私人的……不一而足，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一個人在什麼時間走了那條路，挨個排查是不現實的。

“他可以選一個同伴，随便找個借口，比如‘喝了酒’，搭别人的車回到公司，同時，故意找點事，叫一個或幾個下屬來加班——這在律所是常事，沒人會覺得不對勁。做為二級合夥人，他有獨立辦公室，他可以在别人忙的時候悄悄離開，用替罪羊的領帶殺了何忠義，藏好屍體，再回到辦公室，裝作上了個廁所的樣子。”費渡在紙上畫了一個完整的圓圈，“這樣，他就得到了一個完整的證明，‘和某個人一起回公司，然後一直在公司加班’，如果不是你們恰好跟蹤到了何忠義，那麼兇手的這個不在場證明幾乎是無懈可擊的。”

“何忠義的屍體在花市西區出現，第一嫌疑人張東來當天在花市東區，”駱聞舟立刻聽懂了他的言外之意，“兇手抛出了領帶這個殺手锏，為了他‘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下一步，他應該是想除掉何忠義他媽這個可能暴露他身份的人，同時繼續給我們強化‘這起兇殺案發生在花市區’的概念——所以這個兇手很可能會把何忠義他媽帶到花市區！”

他話音剛落，陶然已經開始聯系起在外面搜索何母的警察們：“各部門注意，後續搜索以花市區為主——費渡，西區還是東區？”

費渡沉吟片刻：“東區。”

駱聞舟一擡眼：“為什麼？”

“這樣更有視覺沖擊力，更能逼迫你們重新逮捕張東來，還有……”費渡輕輕地說，“我的直覺。”

駱聞舟和陶然同時站起來。

費渡靜靜擡起眼：“我能一起去嗎？”

駱聞舟猶豫了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