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盡力。”

“謝謝你，卡羅爾，”利曼珊站起身，又突然想起什麼，“對了，你知道一個叫查琳的女孩子嗎？查琳·布蘭科。”

卡羅爾想了想，“沒聽說過，怎麼了？”

利曼珊聳聳肩，“沒什麼，我不确定她是不是Chloé的朋友，”說着又彎腰拍了拍葫蘆，“我得回公司了，下周Chloé的祭日我再過來。”

“Sam，我倒想問你個私人問題。”

利曼珊猶豫了一下，點點頭。

“你知道，你就像我的女兒一樣，Chloé走了幾年了，我也希望你能走出來，能遇到另一個人。”

“卡羅爾，”利曼珊輕聲打斷她，“如果有這麼一個人，我會告訴你。”

“好。”卡羅爾給了她一個笑容。

與葫蘆告别，答應他下周再來，利曼珊駛離了這所宅子。

從初中開始，她就常來這所宅子，就連葫蘆也是她看着長大的，卡羅爾說得沒錯，這裡就像她的另一個家。

利曼珊将車開到附近一處森林保護區的入口，停在那裡。往裡走不遠就有一條小溪，曾經暑假的時候她會和Chloé一起，帶着年少的葫蘆，順着溪邊探險。

如今，小溪還在，葫蘆老了，Chloé早已香消玉殒。

七年前對于利曼珊來說就像人生的一個節點，那一年，她青梅竹馬的戀人一槍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而她的兩個至親：父親殺了母親，父親也因此開啟了監牢中的下半生。一年中，她失去了三個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人。

Chloé說她的名字轉換成中文很好看，叫“克洛伊”。

克洛伊是個來自中國福利院的孤兒，這一點是她在七八歲時漸漸明白的。

她有個金發碧眼的姐姐，是養父母的親生女兒，姐妹倆在這所白人區的宅子裡一同成長，最開始的幾年，克洛伊一直沒想過自己和家人、和鄰居有什麼不同。直到有一天她和姐姐一起去城市中的聖誕市場，操着東歐口音的攤主看着她的黑頭發黃皮膚問：“你會英文嗎？”

會英文嗎？小小的克洛伊被問得愣住了，隐隐的，蟄伏在身體裡的那個日漸蘇醒的身份困惑仿佛在這一刻被攤主識破，大聲說給了四周的人聽，讓她無處遁形。于是她将所有偷藏的困惑化成了對東歐攤主的憤怒，大聲回道：“我的英文比你的好！你這個波蘭洗衣工！”

一時語驚四座，姐姐邊向攤主道歉邊将她拉走。

克洛伊家的家政女傭是波蘭人，操着相同的東歐口音，所以那個小小的克洛伊，當時是用最為惡毒的話發洩了自己那莫名的憤怒。而養父母一家卻很難過，為什麼從未有過種族或階級歧視觀念的家庭，養育出了一個小歧視者。

卡羅爾很重視這件事，一連幾天，她試着與小女兒談一談這事，想聽聽她的想法，直到有一天，克洛伊哭着沖她喊：“我知道我終究是不一樣的。”

她開始對着鏡子憤怒，一個孩童懵懵懂懂的質疑，全部清晰起來：為什麼姐姐有着金發碧眼？她和他們一樣，為什麼我好像是不一樣的？我究竟屬不屬于這裡？

家人很難過，這些年他們從未向克洛伊隐瞞什麼，每年她的生日——或許是她的生日，中國的福利院檔案上寫的是這一天，每年這一天家人都會給她辦一個生日趴，給她看兩歲前在福利院的照片，之後來M國後的照片，小女孩一年年地長成一個愛笑的姑娘。

家人為她做的就是給與她全部的愛，平等的愛，甚至比親生女兒還要多一些的關注。可這一天，卡羅爾還是陷入了自責和困惑：為什麼女兒終究為自己的身份而傷心，甚至憤怒？

她和丈夫去向專業的咨詢師求助，咨詢師告訴他們，這非常常見，克洛伊有着和四周人不一樣的外型，沒有任何保護色讓她自己糊弄過自己，總有一天，她的身份認同問題會浮現出來，而現在，就是你們和她一同度過這個認同危機的時候。

咨詢機構又介紹夫婦倆參加同樣領養了亞洲小孩的非盈利組織，讓有着同樣困擾的人們聚在一起，互相交流，互相鼓勵。

克洛伊在這些活動中認識了一些和她一樣黑頭發黃皮膚的香蕉孩子，她終于明白了自己不是孤獨的，她漸漸恢複了以前的笑容，告訴卡羅爾，她還想像機構中的一個小朋友那樣，回中國找一找自己的親生父母，她就是好奇，自己究竟來自何處。

“我覺得，我的一部分其實從未離開過中國。”多年之後，克洛伊對利曼珊說。

卡羅爾夫婦尊重她的願望，帶着她曆經千難萬阻去了幾次中國，終于，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在中國中部的農村，十歲的克洛伊見到了與自己有着百分百血親的一家人。

十二歲時，克洛伊轉學上七年級，大約相當于中國的初一，她是在那時認識利曼珊的。

利曼珊沿着溪流走着，想着這些往事，溪邊落着厚厚的一層枯葉，松松軟軟的。曾經在秋天時，她們最愛玩的一個遊戲就是用落葉搭一座高高的小山，讓葫蘆一躍跳進去，兩人一狗玩得不亦樂乎。

利曼珊在哪裡都是人群中的焦點，當年在學校裡，她也是校花級别的人物。

當時她還姓馮·布朗，而馮·布朗家還沒衰敗，事實上還很富裕。

卡爾曾是個富商，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拜香港虎媽所賜，利曼珊從小就學鋼琴、芭蕾、遊泳、擊劍……她也很聰明，學什麼都能出類拔萃。

克洛伊想要接近她，最一開始是因為洞悉到她身上一半的中國血統，這讓她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

再後來，這親切感的升級，卻是因為利曼珊悄悄告訴她，自己也是被領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