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倒的确。”克裡斯汀說，“你是不是簽了調卷令？”

靳理沒有回答這個問題，隻是無言地給她遞了個眼神。見狀，費拉德菲娅女士也沒再多嘴，爽快地告辭離開了。

*

蕭翊文坐下後，齊格林德從他驟然卸力的手臂線條中察覺到他松了口氣，緊繃的肩背也垮了下來。平心而論，過往在面對大陪審團和陪審團時的經驗在此處并不适用，九位大法官的臉上也不會寫着判決結果。剛才伊沙克大法官、靳理大法官和馬歇爾首席大法官三位的提問，蕭翊文雖一一接住、有理有據地回應了，但這是對能在聯邦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師的最低要求。

其中最直接和刁鑽的莫過于靳理的提問。他指出的問題看似不難回答，但切中的皆是聯邦目前沒有先例可考的法理問題。格林斯頓大學的建校章程中雖明确指出了“董事會成員應由現任董事會自主提名與更替，不受外部權力幹預”一條，體現了建校之初自治地政府對學院自治權的承諾，但對此後的合同變更問題，特許狀隻字未提。憲法中他們援引的“不得追溯過往”一句光憑文意也并不能完全适用，其中的解釋空間之大，最終如何理解全看大法官們自己的司法理念。

而第二個問題，齊格林德更是在旁邊聽着都捏了把汗——倘若認為州有權為公共利益修改合同，約等于判了格林斯頓大學自治權以死刑。但若要認為州無此權力，待錄音公布之後，第一個找上門來的怕是此時已經為反壟斷焦頭爛額的财政部。所以一切的關鍵在于：如何定義“重大變化”？

蕭翊文無法在如此緊迫的時間内試圖去給這一問題下定義，這麼做就是落入了對方的圈套。于是，他選擇反其道而行之，說明格林斯頓州通過此法案的情況絕不屬于“重大變化”。

“庭上，特許狀授權本校‘以一切合法方式促進學術’，格林斯頓州與我校的撥款協定中并未寫明不得以投資方式增值其善款以更大程度地造福研究和教育領域，州政府也不能違背憲法原則在事後對此合同進行修改。”蕭翊文的眼神與大法官們逐一接觸，在和提問的靳理對視時更多了幾分理直氣壯。靳理的目光與他一觸即離，垂下眼斂回面前的筆記上。

他語氣一軟，誠懇道：“我校捐贈基金管理委員會成立十八年以來，每年的投資組合經獨立審計都為‘低風險’，且資金皆用于擴大對研究項目和困難學生的資助，這些内容此前提交的審計報告都有明确結論，庭上可以查閱。本校去年對研究項目投資額同比增長18.8%，對困難學生的資助較前年增加了112人次，這兩項數據在這十八年裡皆呈持續增長趨勢。于情于理，格林斯頓大學在撥款與接受的私人捐贈并未顯著增加的情況下，通過這一方式惠及更廣的受益對象，這怎能被認定為公共利益的損失？”

靳理不置可否地微微點頭。他随即追問道：“你在前文提到了州撥款資金于格林斯頓大學所受資金中的占比，你認為資金占比對該機構的性質定義重要嗎？”

齊格林德隻覺得靳理那沒帶什麼感情的聲音在此時句句帶刺。她有些牙疼地吸了口氣，終于理解了幾個月前報道靳理被提名時各大報紙都有所提及的那句“頂尖的憲法學學者”所言非虛。她從法學院畢業近四十年了，在這位年紀比自己還小的大法官身上久違地重溫了畢業答辯的壓力。

蕭翊文顯然也怔了一下。他若有所思地輕輕敲擊講台側沿，在短暫斟酌措辭後，回答：“靳理大法官閣下，我認為資金比例不決定法律屬性。在這裡我需要說明：格林斯頓大學的法律性質需從兩方面進行界定，一方面，作為學校，它是法人團體；另一方面，作為由私人建立的自願承擔了部分公共職能的教育機構，它是慈善組織。本校建校時的特許狀上寫明了：‘格林斯頓大學為由簡堯先生所建立之教育慈善機構’。也即，格林斯頓大學建立時所受的私人捐贈資金雖交予簡堯博士，在格林斯頓大學建立後這筆資金的管理權自動移交給創始人所肯定的繼任者和管理者。根據建校章程，這一角色明确屬于校董會。在此前的庭審中，我方已經提交了相關證明文件。”

格林斯頓自治地是人類走向星際後建立的第二個開拓地。新曆前397年，當簡堯第一次跟随着“奧德賽”系編隊降落在這個開拓地時，他便意識到此地的天文環境尤其适合開展空間相關的研究。此時的簡堯已經是阿爾庫貝利空間技術實驗室新主任，他率先将實驗室的基地從柯伊伯空間站遷移到格林斯頓恒星系。他提出要讓科學家們不受任何幹擾地追逐人類的認知邊界，憑借自己“載人空間躍遷第一人”的名頭和在學界的影響力，逐漸吸引了其他科學實驗室彙聚在此，建立了格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也即格林斯頓大學的前身。

格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成立數年後，簡堯萌生了依托高等研究院的資源培養新生代的想法。出于對第一聯邦政府的不信任，他并沒有選擇接受政府的資助建立一所公立大學，而是四處籌款，建立了一所私立研究型高等學校。最開始的格林斯頓大學授課都由高等研究院的學者們兼職進行，收生也較少，不少學生們入學了才發現自己要頻繁跟實驗室打交道，恨不得在實驗室裡放個睡眠艙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其成就也是顯著的——第一聯邦的科學研究人員過半都在格林斯頓大學學習、深造或交流過。

後來，環境逐漸惡劣，不少人文社科學者不願接受禁锢思想的“菩提樹”計劃，便選擇來到格林斯頓自治地，尋求大學的庇護。在他們加入後，格林斯頓大學才發展為一所綜合學校。但近五個世紀以來，有一個事實從未變過，那就是格林斯頓大學的資金來源除去學生們的基礎學費，主要為所擁有的專利收入和來自校友和社會的私人捐款。

“我們可以确定，盡管格林斯頓大學一直積極地承擔公共職能，但這不能改變它的性質——一個私人教育慈善機構。其财産基礎依舊是私人的，管理的權力也掌握在私人團體手裡。自然，州政府在提供資助時可以附上它希望此團體接受的條件，但在沒有附加任何條件，也沒有明确指定用途的情況下，這一捐贈便應該遵循私人慈善機構的性質。而之後的資金用途雖然可能是公共的，但就其所有權和管理權而言，仍是私人的。這些都證明了格林斯頓大學在資金管理上的獨立性。”

得到回答後，靳理沒再繼續追問。他一直微低着頭，在自己面前的筆記上寫寫畫畫，用的是一支特定樣式的鋼筆——這也是聯邦最高法院的傳統。蕭翊文剛結束自己的陳述，南希·加菲爾德便站了起來，開始代表戈塞·艾薩克和州政府方陳詞。

這案子打了一年多了，他倆對加菲爾德的那套說辭都已經熟悉到耳朵都要聽出繭了——無非就是州政府有權監管公共資金用途而資金性質決定監管權、因承擔公共職能而成為事實上的公共機構之類的老調重彈。奈何前有大法官、後有記者，兩人也不能表現得太不屑，隻能耐着性子聽加菲爾德對格林斯頓大學可能的“投資失敗”進行誇大渲染。

蕭翊文一開始還有閑心記一下加菲爾德說了些什麼，後來發現自己不過是在做無用功，他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此前的庭審記錄裡白紙黑字地寫着，便擱下了筆。他百無聊賴地聽着彼得羅夫娜大法官的提問，當提及如何判斷公共利益的界限時，蕭翊文想起了靳理的提問，下意識地向左前方瞥了一眼，卻正巧撞上了隐藏在鏡片反光後的那雙極平靜的黑眸。

靳理正居高臨下地審視他們。幾個月前的關系攻守易勢，蕭翊文倒也不怵，擡起頭沖他一挑眉，露出了個勢在必得的笑。

年輕的大法官閣下見狀，也沒有太多反應，隻是面無表情地轉過頭去，忽視了他隐晦的挑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