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班又沉默了幾秒。
Clara靠近黑闆,慢慢寫下幾個詞:
creation(創作)
implication(影響)
consequence(後果)
circulation(傳播)
“你說得對。”她終于開口,“但我想提醒你們一件事,‘作者’不隻是書寫者,還是參與者。你無法控制讀者的方向,但你必須意識到:你選擇了什麼語氣、什麼節奏、什麼結構,這些東西,本身就具備引導性。” 她頓了頓,轉身看向全班:“寫作不是教人說話,而是教人怎麼構造聲音。如果你讓一個從未擁有話語權的人第一次發聲,那你就必須設想,她的聲音是不是足夠強大,能抵抗一千種扭曲的回響。”
吳倩瑜忽然感到喉嚨一緊,她寫小說是為了建立結構,讓混亂變得有序,讓情緒變得可以編排。可她從未想過,這套結構如果落在一個十四歲孩子的手裡,會不會變成一種危險的合法化工具。她忽然意識到,自己一直把寫作當成一種“自我完成的路徑”。
但這一次,她第一次意識到:有時候你的句子,是别人活下去的最後一根繩子,也可能是被誤解成的推手。吳倩瑜低聲說了一句:“我們不該假裝自己無辜。”
Clara望着她的眼神緩下來,沒有表揚,也沒有批評,隻說了一句:“那你會寫下這件事嗎?作為你下一個小說的起點?”
吳倩瑜沒有回答,她隻是微微搖了搖頭,不知道還能不能用寫作來解決這件事。
吳倩瑜确實嘗試寫一部新小說。起初她以為隻要找到合适的叙述視角和節奏,就可以“再現”那場她在屏幕裡見證的表達風暴,把它從情緒中拉出來,交給結構和修辭,再一次完成她擅長的事。
她給文檔命名為:《紙聽者》創作計劃書。
設定簡單:一位中國少女在某寫作平台上匿名上傳小說,結果在校園内部被大量模仿、引用、誤解,最終她選擇沉默,一位留學海外的中文創作者在網絡中偶然發現這一切,并試圖追蹤、理解與重構這段“表達之後的沉默”。吳倩瑜以“觀察者”為主視角,以“紙張”“匿名”“折疊的詞句”為意象,嘗試寫下女孩的心境。
可當她寫到第二章時,突然卡住了,吳倩瑜發現自己寫不出那個女孩的對白。因為她發現,無論她構建怎樣的語言節奏,無論她如何想象“如果我是她”,她寫下的每一個句子,都仿佛是在替她說話。
那是一種強烈的不适感,吳倩瑜不是那位女孩。她不知道她在廁所門上貼字條時手有沒有抖,她不知道她在家裡是否和母親争吵過,她不知道她的聲音被人剪輯成視頻時有沒有哭。吳倩瑜甚至不知道,她現在是不是還活着。
于是她開始删除。删完第一章,删完對話,删完旁白,删完寫作者本人的反思段落,吳倩瑜試圖隻留下結構,隻留下“框架”,讓那個女孩自己出現,可電腦屏幕上是空的。她意識到:她寫不了。
不是因為她不夠了解現實,而是因為她終于明白了陳瑤沉默的理由:沉默不是放棄,而是抗拒再被叙述一次。寫作從來不是隻是說“我想講”,它還意味着“我能承擔講完之後這件事會變成什麼”。
可她承擔不了,吳倩瑜知道,如果她寫了這篇小說,它很可能被贊揚,被傳播,被認作是“為沉默者代言”,甚至可能被某家出版社選作“國際視角下的青年表達樣本”。
但吳倩瑜寫不下去,她怕她寫下的每一個詞,都比那個女孩自己說的還響。吳倩瑜怕自己的文筆,把一個真實的人變成了“經驗的附屬”。吳倩瑜還怕,她隻是另一個“對她感興趣,卻不真的想聽她講完的人”。
她關掉文檔,關掉燈,關掉桌前的台燈,在倫敦淩晨四點的黑暗裡坐了很久,她忽然想起導師Clara曾說過一句話:
“Sometimes, the most ethical writing is knowing when to shut up.”
“有時候,最有倫理的寫作,是知道什麼時候閉嘴。”
她現在終于懂了這句話的意思。
……
吳倩瑜最終什麼也沒寫完。
但Clara在下一堂課上布置了一項作業:“請寫一封信,給某個你無法對話的人。這個人可能是你筆下的角色,是你失聯的家人,是一個未必存在的觀衆。”
吳倩瑜的信,沒有署名收件人,她用了手寫,她不常手寫,從大學開始幾乎隻用鍵盤。可這一次她想用紙,因為那位女孩最初使用的就是便利貼,是紙,是筆,是手指握緊時的力量感。那晚她坐在書桌前,鋪開一張信紙,寫下:
“你好。
我其實不知道你會不會收到這封信。也不确定你現在願不願意再看任何别人寫給你的字。但我還是想寫下來,就算它最後隻是存在于某台我自己的電腦裡,也好。
我最近讀到了很多和你有關的内容。視頻、文章、便利貼截圖、那些被轉發過很多次的“她們說的話”。這些最初的事情,是你發的話題,而我記得在我的話題下看過你的留言。你寫的,是一個被壓抑的校園。你寫了校園。暴。力、家庭。暴。力、冷。暴。力、老師的壓制、同齡人的冷眼。你用的多是直接但沉靜的句子,你可能不知道,我最初看見這段文字的時候,腦子裡第一個反應是:“你真會寫。”但現在,我隻想對你說:對不起,我那時候太急着稱贊你寫得好,卻忘了你寫得是真的痛。
我知道後來很多事情發生了。你被剪輯,被轉發,被引用,被代表。甚至有人模仿你、批評你、利用你。你原本隻是寫出一個問題,卻變成了問題本身。我想告訴你,我理解不了你當時的全部感受。但我試着站在我能站的位置上,想象你的恐懼:當你最初寫作是為了說話,卻發現自己的聲音越來越不像自己時,那是多麼陌生和可怕的事。有時候我會想:是不是什麼把你推向了某種格式裡?節奏、結構、比喻都會讓作品更完整,但我沒有告訴你,完整有時候會讓你失去自己真正想說的那一部分。
我沒有打算為這些事辯解。我也不想再打擾你重新沉默的選擇。我隻是想對你說一聲:你寫的那些話,我記住了。不是因為它們好,不是因為它們有用,而是因為它們活着。哪怕你現在不再說了,它們也還在。如果有一天你願意重新開口,不是為了表達,而是為了把自己講得更明白一些,我會在你說話時閉嘴,聽完,不評論,不總結。如果你永遠也不想再開口了,那也沒關系。我會記得你曾經講過。最後,我想把你那句我隻是想被尊重還給你。你不是模闆。你不是代表誰。你隻是你。
WU”
吳倩瑜寫完,沒有清晰落款,隻是輕輕将信折好,夾進她未完成的文檔第一頁,計劃中的那部小說,她知道很長一段時間不會再寫了。但這封信,也許就是她能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
一周後,吳倩瑜試圖聯系“呼叫APP”的後台,想找回十六歲一枝花的郵箱,但系統提示:賬号已注銷,數據因隐私保護清空。
吳倩瑜在又發起了一場關于創意寫作陪跑項目中未成年參與者責任邊界的讨論帖,引發了不少轉發和留言。
有學者評論道:“寫作訓練的本質,是以結構教人表達。但結構往往反過來塑造了情緒。當未成年人表達真實痛苦時,結構是否會無意中幫他們設計出一種‘更好傳播的痛苦’?”
有人批評她“在收割他人表達的風口”,也有人私信她說:“謝謝你還記得她不是一個模仿者,而是一個發聲者。”
吳倩瑜開始思考一件事:寫作,是不是也會成為制造現實的工具?而她,從來不隻是記錄者,她是那個“無意中打通房間後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