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過後，爸媽回房處理電話，留下我們兩個在客廳裡，空氣重新沉靜下來。

我正想去洗碗，被顧清玉拉住了袖子。

“等等。”

他把我拉到沙發上坐下，翻開他那隻黑色文件包，從最底下拿出一張便簽紙，遞到我面前。

“今天要見一個人。”

我低頭一看，紙上寫着一個名字，旁邊還有備注：光明書院舊校醫。

“這個人你聯系上了？”我問。

他點頭：“她早年離職，現在在城南的一家社區診所做兼任顧問。昨天我發郵件，對方今天上午答複了，願意見一面。”

“為什麼找她？”

“因為她曾在日記裡出現過。”顧清玉語氣淡淡，“我記得她當年跟我們說過‘疼是假的’、‘你們要學會理解紀律’。”

“她是知道的。”他說完頓了頓，目光落在我的手腕，“我想試試她還記不記得我。”

我站起身，收好便簽：“我陪你去。”

他卻拉住我：“不一定是她配合我們，她也可能被買通了。”

我沉聲點頭，心裡已經有了準備，我不在意有沒有被買通，我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能揭露光明書院的機會。

兩個小時後，我們站在城南的那家社區診所門口。

診所不大，前台空無一人，空氣裡漂着一股淡淡的酒精味，負責接待的是個實習醫生，把我們帶進辦公室後沒再跟進。

舊校醫大概四十多歲，穿着白大褂，臉上挂着職業笑容，一眼看過去就像是多年行醫、溫和可靠的那種人。

她看見我們時明顯愣了一下，視線在顧清玉身上停了幾秒。

“您好。”我主動開口，“我們是受過光明書院管理問題影響的家屬，想找您了解一些早期内部管理的事。”

“光明書院？”她皺了皺眉，顯然對這個名字有印象。

“我們想确認幾件事情，”我從包裡拿出一份副本，“您當年是否簽署過學生健康記錄備案協議？是否知情學生在發燒、過敏、情緒波動等狀況下未能獲得及時治療？”

她神色一頓，但依然維持着笑：“這個我記不得了。”

“那您還記得這個人嗎？”我轉頭看顧清玉。

顧清玉站在我旁邊，一言不發，隻是将袖子微微拉起，露出手腕上那道極淺的針眼疤痕。

空氣陷入幾秒的凝滞，舊校醫盯着那道疤，有一瞬間目光慌了一下，但很快收回：“抱歉……這位先生，我好像不太記得。”

她不記得了。

哪怕曾看着他發燒到抽搐，也隻用酒精擦了擦額頭、塞了張紙條讓他簽個“體溫記錄”。

她裝不認識。

顧清玉沒生氣，反而笑了，輕聲說：“那您還記得當時您有沒有建議某位學生‘寫悔過書來換退燒藥’？”

“我不記得有這種事情，你手上的針眼疤痕也不會是我弄的。”她語氣不變，“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我想開口，卻被顧清玉攔住了。

他沒繼續追問，而是點了點頭：“好的，我們不會強求。”

“但謝謝您配合。”

說完，他轉身就走，背脊挺得筆直，仿佛那一整段記憶早已被放在他心裡撕裂千遍，不必再驗證。

我跟上他出門，走到樓下，忍不住問：“你早就知道她不會認？”

顧清玉低頭看我，神情平靜得近乎冷漠：

“她能說出‘不記得’，代表她記得，而且我并沒有說那是被針紮的，她就直接說出來了。”

“她隻是怕我們動手。”

我看着他，忽然覺得他已經不是那個隻會哭的小孩了，他也會自己保護自己，可是背後的艱辛，隻有他自己懂。

他記得每一句惡意，每一次被推開的手，每一個醫生的眼神但他現在選擇用别的方式回擊了。

我拉住他：“下一步？”

“繼續往下找。”

在确認舊校醫“不認人”之後，顧青雲決定不再等待更多“善意配合”。

回到車上，他立刻聯絡馮律師。

「整理資料，準備正式立案。」

那一晚，馮律師帶着江予淮連夜回顧證據清單。顧清玉将所有日記、照片、醫藥殘據按時間線編排。顧青雲則開始撰寫一封給“江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立案聲明。

标題是冷硬的：

《關于光明書院系統虐待、醫療失責、性别歧視與學監權濫用的刑事控告及聯合民事申訴書》

内容直指多個嫌疑人，并附帶部分實名證詞、日記副本、影像文件。

第二天下午，江予淮通知媒體：“一周内發布獨家調查特輯。”

同時，馮律師攜顧氏兄弟正式提交起訴材料，立案編号被錄入系統。

法庭受理通知書送達那一刻，顧清玉擡頭看着哥哥，聲音輕輕地：

“下一次我們站在法庭上，他們就必須記得我了。”

我和顧清玉回到家後也把馮律師他叫了過來，我們坐在客廳，桌上攤滿了文件、照片、法條冊頁和我昨晚熬夜整理的摘要記錄。

馮律師坐在對面，習慣性地敲了敲鋼筆：“這周五，法院正式受理後，我們就能收到開庭日期。現在要做的是，把一切可能被對方反駁的證據都再梳理一遍。”

他頓了頓，目光掃過我和顧清玉：“尤其是你們兩人如果準備以證人身份出庭，就得接受‘提前審問’。”

我點了點頭：“我們配合。”畢竟是去法院，這種事但是要經曆的。

顧清玉安靜坐在我旁邊，整個人意外地安靜。他手邊放着那本封面已經磨舊的日記本，還有我們前幾日從光明書院帶回的複印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