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傷害他，隻不過事已至此，再說些“我覺得是我配不上你”抑或者是“我們并不合适”，就顯得虛僞了。

許久，梁南道轉身握住門把手：“你應該早點告訴我的。”

我道：“那時候我也不太确定。”

“确定什麼？你難道還要衡量一下兩個人中誰更适合你嗎？！”

“是......是這個意思。”

不知道他有沒有流淚，我慶幸他背過身去了，否則先痛哭流涕的一定是我。

最後他說了聲“行”，便狠狠甩上大門。

2014年左右，随着《叛諜風雲》大獲成功的播出，在其中飾演“周建”的我狠狠賺了一番，事業更上一個台階。

歸國明星的熱潮剛剛起勢，流量明星市場競争激烈，我憑借一副好皮囊與極其老練的團隊，穩拿頂流名冠。

我盡管面子上“名揚四海”，但底子裡苦不堪言。

我并不知道謝鴻和齊虎與那些資本方到底簽了哪些協議，這四年來，我飾演最多的角色就是“空中飛人”。紅眼航班是我的專屬坐騎，五小時的睡眠是我的常态。

高密度的訓練以及拍攝活動将生物鐘完全打亂，我一日三餐無法準點準量，更别提因為控制體重，還得吃各種減脂餐的痛苦了。

随着時代發展，影視劇的拍攝越來越快餐化。就算我認為演得不好想要重來，導演也告訴我不必了。

好的作品裡，演員的表演之所以有看頭，就在于他的表情與動作耐人尋味。而這樣流水線的生産下，我僅有的靈氣和天賦很快就被同質化了。

表達高興，眼睛一彎嘴角一翹，導演鏡頭一晃，便喊“過”；表達悲傷，眉毛一撇眼淚一流，導演鏡頭一晃，便喊“過”。

我通常将“精神疾病”簡稱為“心病”，當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所作所為與所思所想背道而馳時，便會誘發心病。

我的情緒漸漸低落下去。除了在鏡頭前，我都用帽子和口罩遮擋住自己，隻露出一雙頹靡的眼睛，茫然地盯着腳底下的路。

我喜歡把燈全部關上，把窗簾全部都拉起來，将《時空流亡者》翻來覆去地觀看。

熒幕的光倒映在瓷磚地面，我身子懶懶地滑落，抱着枕頭側着腦袋躺在沙發上。

沙發是船，地面是水，熒幕的變化讓水泛起彩色的波瀾。我不斷伸出手去，影子是深淵，不斷地将水吞噬，變成一片黑暗。

這樣的情況持續四個月後，我變得莫名其妙地亢奮起來。出過專輯的緣故，我學過一些樂器。

我迷上了搖滾，也不再想念梁南道。演唱會中，台下仿佛一張黑色巨口，而牙齒是無數白花花的手。他們向我呐喊，我毫不猶豫地跳了下去，禮炮從舞台上爆裂，長長的絲帶落在身上，就像怪物口中吐出的分泌液。

與此同時，我會不斷地拉住助理，高談我的事業理想，諸如“實力派”、“搖滾巨星”等等。到後來，我開始萌生從事各種新奇的職業的念頭，揚言要去當軍人，開坦克和軍艦。

說實在的，這助理很可憐。在躁狂期間，我對“與助理建立深厚友情”這件事表露了濃厚的興趣，每晚都不願意自己睡，偏要和他躺一張床。

助理答應了，但我又拉着他講睡前夜話，話閘一開便滔滔不絕，淩晨四五點了還不讓他睡。

躁期出現的時間比較短，兩周後我會再次進入抑郁期。

這一次的抑郁期沒有太強烈的負面情緒，有點像狂歡後的虛脫，隻是覺得累，什麼都提不起興趣，什麼都不想吃，隻想躺在床上睡到世界末日。

齊虎察覺到了我的不對勁，将我送到了醫生那裡。

這醫生是一位中年女人，叫曾雅靜。她還挺專業，準确地判斷了我的症狀，給我開了一堆諸如“魯拉西酮”和“碳酸锂”的藥。要知道，有很多心理醫生無法準确斷定患者的精神病類型，将狂躁患者診斷為抑郁患者的比比皆是。

曾雅靜告訴齊虎：“他是躁郁症，抑郁-躁狂-抑郁-平靜四階段為一周期，會不斷反複，得吃藥幹預。”

齊虎叮囑她：“開的藥不能導緻肥胖。”

曾雅靜寫着病曆，擡起頭掃了他一眼：“治療效果會打折扣。”

齊虎道：“沒關系。無論外表還是人設，他都是團隊共同努力打造的結果，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關于他的每一個決定都不僅僅關乎他自己，還關乎整個團隊的未來。”

她道：“......好。”

每個月的十五号，我都會去曾雅靜那裡做心理疏導。

我們坐在窗邊，她遞給我一杯熱牛奶：“和我說說這個月的事情吧？”

我雙手握住杯子，苦澀地笑笑：“糟透了。”

“一件一件地說嘛。”

“新來的助理又辭職了。”

“你又拉着他強行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