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和段知燕在鄭府一住便是兩個月。
她原不打算麻煩鄭文柏這麼長時間,但世事難料,送往東都的信總收不到回音。
鄭文柏為了快些聯系到段家,派了數匹快馬,帶着他的親筆信到東都,指名道姓要給段敬山。可派出去的四名信使隻回來了一個,說已奉将軍命送到了鄭大人家,但姑爺和段大人已奉命入宮,不知幾日才能回來。
信使為了得到段氏的親筆信,在東都住了幾日。可後來得到的卻隻有永昭帝召鄭大人入宮一同前往宣州行宮的消息。
信使左等右等等不回來段敬山,無可奈何,隻得拿了一封鄭大人的回信,交予鄭文柏。這一路艱難險阻,難以一言蔽之,相當于在戰火硝煙中撿了一條命回來,跪在鄭文柏面前時,已是滿面塵灰,兩眼通紅。
楚歌雖然沒有得到段敬山的消息,但是感念他。她也知道跑這一趟的人便是相當于用生命為她傳信,是以心下感激愧疚,頻頻謝過。再見四信使隻回來一位,心中更是忐忑難過。隻是段知燕不知此事,還以為自己很快就能見到父兄。鄭府招待她相當得當,再一次睡回錦繡堆中,隻一場長夢,便仿佛将一路的傷痕都已蓋過。
她快快樂樂地在城中和朝花崗間來回奔跑,不必每日為車馬行進而擔憂,也不用像往日那般擔心會不會路遇不測,一想到可以暢通無阻地見到父親兄長,心中便一點憂愁也沒有,幾乎玩瘋了。她可愛活潑又知禮,很快便得到了全府的喜愛,同鄭文柏那一對兒女也以兄姐妹相稱。鄭夫人溫柔體貼,待她像第二個女兒,引了她和自家的姑娘一起讀書。
而平常段知燕不在的時候,楚歌便坐在房中,在府内繡娘的幫助下學習刺繡。在他人屋檐下住這麼久,楚歌心裡極其過意不去,總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隻是鄭文柏認為她是客人,本來就應該由他人伺候,自然不可能讓她做自己往日的活計。故而無法,楚歌也就隻能做做繡品,心想某日就算是拿出去賣,也不必總是麻煩鄭府養着她。
但實際上,無論是鄭文柏還是蘇沁玉,目光基本上都不凝聚在她的身上。比起這個帶着小小姐出逃的婢女,他們更關心的是小小姐自身。也是那時楚歌才知道,原來鄭文柏便是少夫人鄭華年的堂哥,一時不由驚歎命運奇異。段家和鄭家是親家,那麼收留、優待段家逃難的最小的女兒,似乎也成了應有之義。
楚歌在鄭府仿佛存在,又仿佛不存在。鄭文柏對楚歌自是好,但這種好更像是一種捎帶的人情。一切先以段家小姐為先,若要詢問她,自然也是通過她問及“段知燕”如何。但楚歌卻也因此而更覺從容。她從不覺得自己的消失是一件何等重要的、需要多加讨論研究的事。若人家給她更多的關注,她才更無所适從,巴不得沒人看到她才好——這就是她的邏輯,也是這麼多年來她有關為人處世所學到的基礎哲學:
别人寵愛她,她反倒無比恐懼。當别人遺忘她,她才重歸平和,無比舒心。
可惜路雲中不明白這種哲學。閑來無事時,他便總來找她。得了鄭文柏的同意,某日路雲中便将她帶去朝花崗一觀。他總有種莫名的沖動:告訴她自己現在生活的怎樣,并且未來又将會怎樣。仿佛是要告訴她,她當年的善念非常重要,讓一個人成功活了下來,并且變成了将對江山與百姓有利的人。
楚歌最初扭扭捏捏,不知是否該去。軍營裡全是男人,她有些惶恐、懼怕,甚至聽到便想躲得遠遠的。但段知燕一直想見識一下“鄭叔叔”手底下的這支軍隊,吵着要去,故而楚歌便在她和鄭夫人的帶領下去了朝花崗。第一次去,她跟着鄭夫人身後亦步亦趨;第二次,便是帶着段知燕到郊外散步;而第三次,就是她自己來了,手裡抱着一幅字,交給路雲中說,這是鄭少爺親手為朝花崗軍題的字,将軍要挂在正營帳裡。
彼時身邊還有其他人,聚集在一處,笑吟吟地看着他們,楚歌低着頭,不發一言,便紅了臉。
她也是終于在五年後再見到路宜。小男孩變成了小夥子,個子蹭蹭的竄。第一眼,她甚至沒看出來他有幾歲,五年的風霜将他打磨成了一塊尚未完全成型的珠玉,但在眉宇間已能窺得年少獨有的英氣。初見面時,他還比楚歌矮一些,瘦得像個竹竿,現在已經比她高出了一個頭,面容也早已不是當初的隐忍孱弱。
見到楚歌,先是一愣,緊接着眼淚噼裡啪啦地往下掉。路宜哭個不停,又跑回去拿出最初楚歌送給他的竹蜻蜓來,以此表示自己一直好好地收藏着它,說,楚歌姐姐,我一直以為……話沒說完就又哭了起來。看得路雲中一陣無奈,不得不給楚歌解釋說,這小子多久沒流過眼淚了,本以為她死了,如今再見到,便不免激動難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