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和段知燕在鄭府一住便是兩個月。

她原不打算麻煩鄭文柏這麼長時間，但世事難料，送往東都的信總收不到回音。

鄭文柏為了快些聯系到段家，派了數匹快馬，帶着他的親筆信到東都，指名道姓要給段敬山。可派出去的四名信使隻回來了一個，說已奉将軍命送到了鄭大人家，但姑爺和段大人已奉命入宮，不知幾日才能回來。

信使為了得到段氏的親筆信，在東都住了幾日。可後來得到的卻隻有永昭帝召鄭大人入宮一同前往宣州行宮的消息。

信使左等右等等不回來段敬山，無可奈何，隻得拿了一封鄭大人的回信，交予鄭文柏。這一路艱難險阻，難以一言蔽之，相當于在戰火硝煙中撿了一條命回來，跪在鄭文柏面前時，已是滿面塵灰，兩眼通紅。

楚歌雖然沒有得到段敬山的消息，但是感念他。她也知道跑這一趟的人便是相當于用生命為她傳信，是以心下感激愧疚，頻頻謝過。再見四信使隻回來一位，心中更是忐忑難過。隻是段知燕不知此事，還以為自己很快就能見到父兄。鄭府招待她相當得當，再一次睡回錦繡堆中，隻一場長夢，便仿佛将一路的傷痕都已蓋過。

她快快樂樂地在城中和朝花崗間來回奔跑，不必每日為車馬行進而擔憂，也不用像往日那般擔心會不會路遇不測，一想到可以暢通無阻地見到父親兄長，心中便一點憂愁也沒有，幾乎玩瘋了。她可愛活潑又知禮，很快便得到了全府的喜愛，同鄭文柏那一對兒女也以兄姐妹相稱。鄭夫人溫柔體貼，待她像第二個女兒，引了她和自家的姑娘一起讀書。

而平常段知燕不在的時候，楚歌便坐在房中，在府内繡娘的幫助下學習刺繡。在他人屋檐下住這麼久，楚歌心裡極其過意不去，總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隻是鄭文柏認為她是客人，本來就應該由他人伺候，自然不可能讓她做自己往日的活計。故而無法，楚歌也就隻能做做繡品，心想某日就算是拿出去賣，也不必總是麻煩鄭府養着她。

但實際上，無論是鄭文柏還是蘇沁玉，目光基本上都不凝聚在她的身上。比起這個帶着小小姐出逃的婢女，他們更關心的是小小姐自身。也是那時楚歌才知道，原來鄭文柏便是少夫人鄭華年的堂哥，一時不由驚歎命運奇異。段家和鄭家是親家，那麼收留、優待段家逃難的最小的女兒，似乎也成了應有之義。

楚歌在鄭府仿佛存在，又仿佛不存在。鄭文柏對楚歌自是好，但這種好更像是一種捎帶的人情。一切先以段家小姐為先，若要詢問她，自然也是通過她問及“段知燕”如何。但楚歌卻也因此而更覺從容。她從不覺得自己的消失是一件何等重要的、需要多加讨論研究的事。若人家給她更多的關注，她才更無所适從，巴不得沒人看到她才好——這就是她的邏輯，也是這麼多年來她有關為人處世所學到的基礎哲學：

别人寵愛她，她反倒無比恐懼。當别人遺忘她，她才重歸平和，無比舒心。

可惜路雲中不明白這種哲學。閑來無事時，他便總來找她。得了鄭文柏的同意，某日路雲中便将她帶去朝花崗一觀。他總有種莫名的沖動：告訴她自己現在生活的怎樣，并且未來又将會怎樣。仿佛是要告訴她，她當年的善念非常重要，讓一個人成功活了下來，并且變成了将對江山與百姓有利的人。

楚歌最初扭扭捏捏，不知是否該去。軍營裡全是男人，她有些惶恐、懼怕，甚至聽到便想躲得遠遠的。但段知燕一直想見識一下“鄭叔叔”手底下的這支軍隊，吵着要去，故而楚歌便在她和鄭夫人的帶領下去了朝花崗。第一次去，她跟着鄭夫人身後亦步亦趨；第二次，便是帶着段知燕到郊外散步；而第三次，就是她自己來了，手裡抱着一幅字，交給路雲中說，這是鄭少爺親手為朝花崗軍題的字，将軍要挂在正營帳裡。

彼時身邊還有其他人，聚集在一處，笑吟吟地看着他們，楚歌低着頭，不發一言，便紅了臉。

她也是終于在五年後再見到路宜。小男孩變成了小夥子，個子蹭蹭的竄。第一眼，她甚至沒看出來他有幾歲，五年的風霜将他打磨成了一塊尚未完全成型的珠玉，但在眉宇間已能窺得年少獨有的英氣。初見面時，他還比楚歌矮一些，瘦得像個竹竿，現在已經比她高出了一個頭，面容也早已不是當初的隐忍孱弱。

見到楚歌，先是一愣，緊接着眼淚噼裡啪啦地往下掉。路宜哭個不停，又跑回去拿出最初楚歌送給他的竹蜻蜓來，以此表示自己一直好好地收藏着它，說，楚歌姐姐，我一直以為……話沒說完就又哭了起來。看得路雲中一陣無奈，不得不給楚歌解釋說，這小子多久沒流過眼淚了，本以為她死了，如今再見到，便不免激動難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