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後的第五天，我在書桌抽屜裡找到那張紙。

不是她親手交給我的，是我無意間翻筆記時，夾在最後一頁的——一張舊檔案紙的複印頁，紙面下方一行字迹極輕，像是用幾乎要幹掉的筆寫下的：

“你可以選擇不再被選擇。”

我讀了好幾遍，起初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直到某個夜晚，我夢見了那通電話。

不是清晰的通話内容，隻是耳邊傳來一串連續不斷的占線音，混雜着病房走廊裡拖鞋摩擦地面的聲音。

我在夢中握着電話不放，直到整個畫面像一張不斷塌陷的紙張，緩緩消失成一點白。

我忽然想起來，那是我第一次“沒有來得及到場”的記憶。

母親去世那年，我正在趕一場學術會議的航班。她打來的最後一通電話我沒接上，等我落地再撥回去，手機那頭已經變成醫生。

現實中的我隻來得及趕上遺體告别。

那通電話的空白，是我一直不肯承認的斷點。

—

我不知道這個想法是不是瘋狂。

但我突然生出一種執念：如果Lydia說得對，如果“選擇”是一種偏振狀态的波峰——那我可不可以調動路徑，把自己“坍縮”進那通電話尚未撥出的時刻？

哪怕隻有一次，我也想試。

不是為了“回去”，隻是想确認：

那些我們以為失去的東西，是不是也在某個版本裡等我們曾經存在。

—

我開始重新設計“深層路徑偏移實驗”。

這一次，不再是紙條、味覺、耳塞、圖案，而是——記憶核心的前置觸發。

我把母親的照片擺在床頭，重聽她生前留下的語音，一遍又一遍地默背她最後一條短信的内容。晚上入睡前，我反複低聲念：

“打電話回來。”

念了七天。

第八天清晨醒來，我看到手機上多出一通未接來電，時間标注為淩晨3:13，備注是她的名字。

我手指懸在屏幕上，冷汗順着背脊滴下來。

那一刻我以為我真的做到了。

我立刻撥回去，電話接通，隻響了一聲。

一個陌生女人的聲音接起：“喂？您撥錯了吧？”

我盯着她的名字，語氣發緊：“這是……李雪琴女士的電話嗎？”

對方頓了一下：“你說什麼？這号碼是我女兒的……你找誰？”

我沒接話。

隻聽見那邊挂斷前，說了一句：“神經病。”

—

我整整坐了一夜。

天亮的時候我開始翻筆記，确認過去幾天是否有什麼細節偏移能解釋這通錯位的“回響”。然後我發現了一件更怪的事：

過去我在第六頁寫過的那條記錄——“母親最後一次來信：2019年12月25日”——日期，被塗改了。

新日期是：2020年1月3日。

我完全不記得寫過這個版本。

可字體是我的。塗改的筆，也是我一直用的那支黑色水筆。

我突然意識到：

某個我，真的抵達過那個“電話尚未打出”的版本——

但不是現在這個我。

?

我開始複寫那天的每一個細節。

起飛的時間，機場的廣播聲，訂票時的驗證碼，甚至登機口座位上那個打盹的男乘客的姿勢。

我不再試圖“偏移”，而是徹底“重演”。

因為我隐約明白了：

那些真正構成“你是誰”的事件，不是在你做了什麼，而是在你錯過了什麼。

你是否真的站在那裡，你是否真的想過“如果我早一點回撥”，那些瞬間的重量，才構成了“真實的你”。

不是實驗的你，不是幹預的你，而是那個徹底赤裸地面對過命運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