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文麗說：“你不是說“知識由于記憶而來”麼，隻看不記等于沒看呀！”

倪潇儒說：“這那是我說的，是蘇格拉底說的。我想就是用心的記，等用的時候還直怪自己沒長記性呢！”

嚴文麗抿嘴一笑，說“哦，原來出處在這裡，不過我是從你哪兒聽到的。”接着她着問道：“哎，潇儒，我發覺你有時很喜歡一個人坐那裡冥想，是不是在做白日夢，真的想寫小說啊？”

倪潇儒故意說：“哦，真有其事？”

這回輪到嚴文麗眯眼看倪潇儒，嘴裡故意問：“你自己會不知道的？”

倪潇儒說：“我的理解那不叫白日夢，而是構思。以前寫作文時倒真是這樣子的，有時我媽媽會用手指在我眼前晃晃，摸摸我的額頭說沒傻吧！”

嚴文麗“噗嗤”一笑，說：“你看，這不是真有其事麼？”

倪潇儒說：“不過我現在多半是在想治療上的事，遇到那些疑難病例，上班時又沒有功夫去多想，隻能回家邊查資料邊思考，你得深入的去考慮，确定病症的基本範圍和用藥方向，同時還得考慮那些表症相似但病症卻不關聯的可能，這個過程一定要從容仔細，不能這劑藥用一下不行就換一劑，把病人當作試驗田，敗壞中醫的名聲。”

嚴文麗說：“你說的是，我爸爸也說過意思相同的話。當醫生就要有你這樣認真的态度才行啊！”

倪潇儒說：“多思考才會少彎路，要對病人負責才好。”接着話鋒一轉問道：“哎，文麗，你做不做白日夢的？”

嚴文麗斜昂着臉，稍微想了想說：“嗯，這倒好像沒有。”

倪潇儒“哦”一聲後說：“難道你不幻想什麼的？”

嚴文麗說：“這并非說明我缺乏想象，而是因為我覺得自己過得很好。弗洛伊德說：“我們可以肯定一個幸福的人從來不會幻想，幻想隻發生在願望得不到滿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動力是未被滿足的願望，每一個幻想都是一個願望的滿足，都是一次對令人不能滿足的現實的校正。”人要知足才會過得幸福，對不對？”

倪潇儒極認同的說：“是的是的。”

嚴文麗說：“哎，潇儒，我聽說，有的作家淩晨就須起來，每天要堅持寫幾千字，筆耕不辍，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你說是不是？”

“你說的是，據說寫《李自成》這部小說的作家姚雪垠就是這樣。若往難處說當然如此，不過我想，做事不能老往難處看，如把事情想得難到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人就會因畏懼而退縮。大家知道成“佛”很難，但隻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做壞事那對人來說就不是遙不可及，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去修行。做事要從難處着眼，卻要從易處着手。其實，說得白一點，寫小說就如同講故事，把你的人生經曆，所見所聞，喜怒哀樂，寫與别人看，說與别人聽。如寫的人閱曆豐富，洞察細緻，思想深邃且又文字功底深厚，那他所寫的故事不是優美動聽，就是震耳發聩。

我想啊…隻有那些文筆或是優美凄婉，或是生動逼真，或是辛辣棒叩，能把故事寫得隐含哲學的光亮，讓人不由得心生同情或憤然不平；讓人不由得心生欽佩或默作效仿；讓人過目不忘，萦繞恒久，和聲共鳴的作品，那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否則雖也可讀可看，但那隻是一篇尋常的筆記式作品。從古到今，文學作品雖汗牛充棟，作家也數不勝數，可是象曹雪芹、羅貫中、高鹗、魯迅先生這樣的文學大師卻寥寥無幾。對于這些文學大師就是心慕手追，也難以望其項背啊！”

嚴文麗看了倪潇儒一會，然後才若有所思的說道：“我以前念書的時候心裡也會傻想，要是我也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有多好，不過那終歸是傻想而已，因為就是一篇課堂作文都覺着無處下筆，更何況寫長篇…”她稍停了一下後接着感歎的說道：“這些大師真是讓人望塵莫及啊！潇儒，你說呢？”

倪潇儒回答說：“是的，這一點我和的想法是一樣的。”他停了停，然後話鋒一轉說：“其實在我看來，人都有自己獨特的經曆，因而就有各不相同的故事，從這一點講人人都可以是作家，至少是潛在的作家。”倪潇儒回答說。

“哦…照這麼說來，那豈不是滿城作家了？可我怎麼就沒碰上呀？說想要寫書的，你還是頭一個呢！”嚴文麗笑着說道。

“我說的是可以成為作家，但不是必然就成為作家。因為生活中的芸芸衆生都是現實人物，而小說中的人物是經小說家的藝術雕琢而成的抽象人物，這是一種創作過程，需要相應的生活積累和文學修養。我想，有的人有這個能力卻因某些原因而沒能去寫，有的人有寫的沖動卻沒這個能力，所以，弄到最後才沒幾人能成作家。”倪潇儒回答說。

嚴文麗一邊想一邊說道：“哎，潇儒，我在想啊…要是你寫的話那文筆一定…”

倪潇儒趕緊擺擺手，一邊說：“我有寫的沖動那是真的，而且還不止一回二回的，不過這頂高帽我可戴不了，如我真的寫，那頂多就是一篇尋常的記叙文而已。”

“你說想寫…嗯…那打算何時開工呀？”嚴文麗笑問道。

這回倪潇儒倒是顯得很認真的說：“現在恐怕還不行，須得先做好手頭上的事才行。不過可以先構思寫提綱，之于何時動工嘛，也許是四十歲，也許是五十歲，也許…”

嚴文麗笑着說：“啊…要那麼老才…你看德國作家歌德，二十五歲時就寫成了《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德是少年有成。不過，那也不叫老，那叫大器晚成。姜子牙八十方坐車，法國文學家司湯達不就是在四十八歲那年出寫成《紅與黑》的。”倪潇儒脫口說道。

“我記得清人錢謙益的詩雲：“枥中馬老空知道，爨下車勞枉作薪。”識途的千裡馬，因為年老體衰，隻能豢養在馬廄裡作個活标本，曾經背負千鈞萬石的車輪，因為磨損朽爛而隻能充薪燒飯。大器晚成的事是有，不過我想啊…那時人的思維已不夠敏捷，記憶也已減退，這時候寫那不就更難了？”嚴文麗還是不解的問道。

“這兩句詩的意境太過蕭瑟凄涼，不夠陽光奮進。一代英豪曹操不也有詩雲：“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雖屆暮年，卻仍志向高遠，這是何等的壯懷激昂！你說的這些當然沒錯，這是無法回避的自然現象，但是，那時人的生活積累和藝術修養卻得到加深，足以抵消這種生理衰退。”倪潇儒卻從另一角度看這事。

“那好，那我就等着你大器晚成吧！”嚴文麗玩笑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