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法官問：“我們真正所需的是什麼？”

“我們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什麼？”

“我們怎樣才能明白一切？”

10:30 貝拉特裡克斯·萊斯特蘭奇進入法庭

12:30 第三位大法官進入法庭

14:30 第四位大法官進入法庭

午後的海港難得放晴，砂礫癱倒在海岸線邊緣，塵埃上下翻滾，在車輪回旋中緩慢地被抛往人群的更上方。

三三兩兩的人群聚集在海水邊，一位穿着更像是上個世紀鄉村淑女的年輕女孩站在海堤邊上，她靠着粗粝的砂石牆面，像是在面對相機微笑。

第一個問題。

派瑞特·奎格問湯姆·裡德爾：“您感到幸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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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時間往回數大約一百年，一隻鹦鹉問大平原上的士兵：“您感到幸福嗎？”

士兵說：“（這裡）和我的家鄉差不多。”

此話不假。

雨林有兩種時間：白天與黑夜；有兩種天氣：晴天和雨天。在孕育每一個新個體的過程中，每一個時間，每一種天氣都是其中必要的一步——對于大平原來說也一樣。

在鹦鹉看來，全世界都一樣——因為它們所有動物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

對于通過兩/性/繁/殖的動物來說，創造與毀滅是永恒不變的話題。就像生命最開始那樣：

——這裡先要有一個媽媽。

我們把“媽媽”放進派瑞特所預想的模型裡，然後再放進一個“爸爸”。卵細胞與精/子的結合誕生出家庭的另一個組成，即“孩子”。

先是創造，然後再是“愛”。

愛需要存放的地方，需要一個載體。創造“孩子”，創造“母愛”和“責任”。愛不是天生的，是創造所帶來的一種權能，神創造一切，于是神便擁有世界上所有的權能。

順便提一下，對于鹦鹉來說，這種“創造的家庭關系”是一條十分順暢的邏輯鍊條。真正令它感到為難的是人類從這個創造權能中所誕生的附屬物，即“愛”。

派瑞特缺少“愛”這一項理解，于是，它就與神越行越遠。

鹦鹉向人類叙述這一創造關系，在鳥類世界的基因中，士兵認為這是一派胡言。他憤怒地從淤泥裡坐起，因為被水泡脹而發白腐敗的軀體開始成為食腐動物的巢穴。昆蟲擠在他發脹變紫的舌苔上，鼓鼓囊囊。

接着，鹦鹉便問他有沒有從家鄉帶來堅果。

“我能使煮熟的果實發芽。”它說。

“不，我沒有從家鄉帶來任何東西，因為那裡一無所有。它（士兵的家鄉）隻擁有我，我也隻擁有我。”士兵說。

所以，在此處與在家鄉并沒有什麼區别。

士兵感到幸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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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把時間往回撥四百年，嗯，現在是大約五百年前，天主第一次登上某片土地。

“天主。”瑪莎·尤瑟夫嘴角的皺紋輕輕擠壓在一起，她說，“他和一切的‘毀滅’一同到來。”

創造一切的“天主”從海面而來，帶來對于美洲大陸和破碎海島的“毀滅”。那麼，天主又是如何看待他與他的神話中的“海怪”來自于一處呢？

數十年後，他又從海面登陸鹦鹉的土地——那一會，鹦鹉正在北非。它長久地輾轉于這片炎熱的土地，疾病、饑荒、戰争、王權更替每時每刻在人類的土地上演，他們與鹦鹉共享一片土地，共享食物、水源，白天以及黑夜。

瑪莎·尤瑟夫以為派瑞特·奎格會對傳教士虔誠的行為和多方式的謀殺及戰争感到震驚。她以為暴力的恐怖能夠輕松使幼兒體會到天主的強大以及作為信徒的榮耀——人群時常令她産生這種幻覺。

直到幼兒向她問起她的祖先，詢問她的棕色皮膚為何與她的白皮膚完全不同——與耶稣的皮膚完全不同時，修女感受到一種來自生物辨别敵我的本能上的殘忍。

在更“動物”的一方，不同顔色的羽毛就是原罪。

“所以，你服用了一輩子的麻醉劑和止痛片。”鹦鹉說，“您感覺幸福嗎？”

“是的。”瑪莎·尤瑟夫回答：“我感到很幸福。”

歧視是存在的，戰争也是存在的，和世界上每一處、每一時的戰争一模一樣。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所以幹脆吃起止疼片，創造親情、愛和家庭——就像你我此刻。瑪莎說。我和你在一起很幸福。

如果鹦鹉願意學習的話，這是它能夠從“媽媽”身上學到的一點：吃少量的止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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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拉特裡克斯與羅道夫斯的蜜月是在摩納哥度過的。這是一座富裕的歐洲小國。而鹦鹉去的那個國家叫做“摩洛哥”，它在非洲。

貝拉當時和羅道夫斯住在蒙特卡洛賭場附近。白天的時候，麻瓜汽車在街道上不停地跑，晚上更是這樣。貝拉躺在床上，側過耳朵，好像能夠聽見賭桌上道具叮當亂響的聲音。羅道夫斯的臉在寫字台昏黃的燈光裡看得不太清楚，陰影順着鼻梁，将他整個人剖成兩半。

“貝拉？”

“嗯。”

“我們什麼時候生個小孩？”

貝拉特裡克斯沒有說話，羅道夫斯接着說：“媽媽覺得我們應該盡快生個孩子，最好是男孩。”

“不。”

“什麼？”

“我不需要孩子。”

“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