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就是用當地人做父母官管理當地人。

這一點我在治理江陵的時候已經充分實踐過，隻要膽大心細、胸懷大度，不必擔心當地人串通一氣搞颠覆。對于亂世中的普通人來說，最要緊的不是旗幟上寫着“魏”還是“漢”，而是切實的生存問題。

要說第一次奪取永安，當地百姓心存疑慮，到了第二次擊退諸葛亮的大軍，百姓們已經死心塌地跟着大魏了。自從仗打赢了、永安的歸屬定了下來，想方設法跟我攀關系的一直就沒斷過。

我用人當然有我自己的标準，不會被任何人左右。但是表面上，我對所有人都很客氣，加上主辦了幾次詩會、琴會、書畫沙龍，我很快在永安的士紳階層中間樹立起自己的名聲。

永安的一套行政班底，在星寰的幫助下迅速建立起來。我從一開始就讓各層官員習慣了“見星寰如同見我”，這樣等到我不在的時候，星寰能有足夠的威望代替我管理永安的軍政事務。

行政方面有星寰幫我，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整頓軍務上。

永安保衛戰結束之後，司馬懿的直屬軍隊跟着他去了長安。随我從洛陽前來增援的中央禁軍依照郭陵傳達的軍令，休整之後返回洛陽。留下來的，隻有我自己的直屬親兵，以及原本收編的永安當地軍隊。

這就等于說，我必須從頭開始建設屬于我自己的永安軍，一如我幾年前在江陵做的那樣。

永安現有的軍隊基本都是在奪取永安之後，整體俘虜的蜀軍。其中願意留下繼續從軍的，司馬懿将他們整編為新的序列，不願意的則被解除武裝，就地遣散。

後來司馬懿進駐永安，進行了一波征兵，在永安保衛戰期間又擴大征兵。這些兵員增增減減，最後有四千出頭。

偌大一座永安城，區區四千實在太少，其中水軍更是處于缺胳膊少腿的狀态。水軍嚴重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缺少戰船。永安原有的戰船在兩次大戰中因為非戰鬥原因消耗殆盡，簡單來說就是被燒沒了，僅有的一點水軍也就被當成步兵用了。

這小半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督造戰船、重建水軍，征集兵源、操練新兵。

新戰船的建造由馬鈞擔任總督監，按照新圖紙建造車船作為主力戰船，傳統的樓船、走轲根據相應的比例配備。我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防禦永安，更是為了日後的長遠之計。我要把永安-江陵打造成魏國在長江中遊的堅固基地，溯流而上可以攻入巴蜀腹地，順流而下直取金陵姑蘇！

水軍的人員配置和操練則由黃權負責。我把他從曹叡手裡要過來，從京城帶他來永安，就是為了發揮他在水軍方面的長處。

馬鈞和黃權都幹勁十足，我自己更是每天都過得非常充實。眼見永安的軍備一點點建設起來，政務逐漸走上正軌，城内民心日漸安定，商業重新恢複流動，我的心中充滿了驕傲。

“建設”永遠比“破壞”令人愉悅。

在這期間，我也回了兩趟江陵，一次是在永安戰役結束後不久，另一次則是在出發前一個月。

永安穩固之後，江陵的戰略地位便相應下降，這是肉眼可見的事實。但江陵和永安兩座大城互為犄角，我打造長江前沿基地的目标更加切實穩固。從這個角度來看，江陵和永安是同等重要的。

曹叡并沒有調其他人來接管永安的軍務，而是把這個權限交給了我。我可以提拔自己人來擔任永安的軍事長官，但我沒有這麼做。我請求曹叡，任命沈鐘擔任江陵縣令，成為江陵的行政負責人。

江陵的規模還不足以單獨設郡。沈鐘跟了我好幾年，為人清廉、能力全面、忠心耿耿，我有意将他培養成一方父母官，不過還要按部就班。但我想，我對他的提攜之意，沈鐘是能夠領會到的。

因此，我要秘密入蜀的事，我并沒有瞞着沈鐘。

整個江陵城，真正知道我接下來的确切計劃的，惟有沈鐘一人。

那夜月黑風高，筚紅棘親自在外面幫我守着，我拉着明顯戰戰兢兢的沈鐘，就着一盞昏黃小油燈跟他說了我的計劃。從他的緊張程度來看，他大概以為我要跟他說的是“謀反大計”。

聽完之後的沈鐘十分遲疑：“将軍如此信任下官，下官惶恐。但是将軍鎮守一方，肩負重任，私下擅離職守，會否……”

我拉着他的手淡淡道：“所以出了什麼差池，縣令與本将軍同罪。”

沈鐘看我的眼神一言難盡。

我告訴他不必擔心，我有分寸，也有周詳的計劃，不會出什麼岔子。但我需要他為我嚴格保密，并且配合星寰，守好江陵城，一定不能走露半點風聲。

沈鐘指天發誓不會辜負我的期望，我也如此相信。

離開江陵時我十分不舍。江陵是我和曹叡的福地，是我們兩人事業的起點，也是我的根基所在。但我心裡十分清楚，随着統一大業的推進，我的事業版圖徐徐展開，我必須走向更為廣闊的舞台了。

乘船離開時，我回頭看了一眼江陵城。藍天之中，一團軟綿綿暖呼呼的白雲萦繞在城頭飄揚的“魏”字大旗上，形狀宛如白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