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那天阿祖提議去酒館，阿甯不想，最後還是陪着他去了。

德語句子從這一頭傳出，撞到另一頭的牆壁便彈回來，說話的人很多，密密麻麻的單詞手拉手結做蛛網狀，緊實的籠罩在他們兩個異鄉人的頭頂上。因為喝了啤酒，又有阿祖在身邊，阿甯的思緒活絡起來，用此時此地隻有他們兩個聽得懂的語言大聲說：“其實，我來柏林是為了來自殺的。”

後來阿甯忘了那天晚上她到底說了些什麼，她隻記得她的話像洪水，奔流無邏輯。

“我真是個給旁人添麻煩的人，活的時候亂七八糟，死卻也不肯安安靜靜地死，非要跑到異國他鄉。可是我此生是隻能死一次的，也隻有這點事能由我擺布了，我已然不能按我渴求的方式過活，倘若我不能以自己期望的方式去死，簡直難過。”

“我很相信伍爾夫的‘寫下來，痛苦就會過去’；但有時我更相信，命運派遣給我那麼多那麼多痛苦，是因為我生的職責就是寫作。因果颠倒。我說，把我的遺書也出版吧，隻是我死前在柏林租了一間公寓，所以不能叫蒙馬特遺書，而是要叫柏林遺書了。”

“我無比渴望自己能成為威廉·福克納或者瑪格麗特·杜拉斯那樣的作家，米蘭·昆德拉，海明威……絕不要是杜魯門·卡波特，雖然我很喜歡冷血和蒂芙尼的早餐，但絕不要是他。”

“我反思我至今沒能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被歸納為我不敢血淋淋地剖析我的痛苦，給讀者看我真實的處境，我也不敢直白的解構我的國家和我的身邊人，他們有點過于富有和赫赫有名了，況且我沒有依靠和固定的經濟來源，倘若我寫他們，我肯定會流離失所，三餐不繼。也許這種下場很好，也許饑餓窘迫的遭遇能促使我締造偉大的壯舉。是我骨子裡懦弱，膽子又小。”

“我想是因為我的家人，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是肯尼迪家族的羅斯瑪麗。我小時候患自閉，至于長大後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軀體化反應，他們統稱為我文學夢的并發症，不然就是脊柱受損，反正與精神無關。我要說，我能與家族産業一起活過金融危機真是個奇迹，我懷疑他們曾有謀殺我的念頭，比如在我的輔食裡摻汽車防凍劑。他們說我有疑心病，我不認可，因為他們連疼痛性暈厥都不知道，隻當我是低血糖。”

“我樂意呆在學校多過呆在家，學校裡沒有閣樓，老師不會關我禁閉。念書的時候我遇見一個男孩子，特别好的男孩子，他是那種懂得真正的愛的人，因為他之前從家庭裡收獲到許多愛——他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願意愛我，冷落他三個月，又惡劣待他三個月後，他仍舊願意愛我。我問我當時的教授：‘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顯然他太好了，好到過分，而我恐懼我過早的遇見一個美滿的人會令我再也寫不出什麼有意義的作品。”

“我還是跟他在一起了，瞞着家人跟他在一起。他們為我擇定的聯姻對象不是個警察，但是他們為我謀劃的職業道路也不是寫小說，所以無所謂了，難得我有點快樂和開心。伍爾夫有躁郁症，但我覺得她并不依賴狂躁中的幻夢去寫作；我比較沒天賦，我能創造的瑰麗而不可再有的文字全部來源于我的苦病——它來時我希望它走，它走了我憂心忡忡，我們是相輔相成的、合二為一才能複生的兩具屍體，離了我它變得普通，離了它我一無是處。那個男孩子，那個真正懂得愛的男孩子，第一次讓我意識到幸福是件不需要填充負罪感的事，他的存在敲定了我的平凡，我接受了，我甘之如饴。”

“最終我們的戀情露餡，我撕裂的痛哭，不是由于人的阻擾，是生與死的分隔——他因公殉職。出任務前他對我說有新電影，一起去看，散場後在附近的餐廳吃晚飯；再散步，再聊天……”

“他沒赴約。我等了很久，他沒赴我的約。”

“你的一生中有沒有一座城市，是你極想去又不敢踏足的？好像回避型依戀，明明很愛，明明近在咫尺，明明在屋裡壘放各種有關它的物件，但兀自逃開。我的城市是柏林，我想，我永遠不要去柏林，我要在死前去柏林。我好害怕，我害怕柏林是一座特别無聊的、與其他地方相差無幾的城市，那麼我十餘年的好夢全做空想；我又害怕，柏林太美，有遠超我認知的東西待我探尋，如此我有理由舍不得死，如此我想再來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