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夏，天氣就已躁熱非常。器材廠職工一年中最不喜歡的就是夏季，因為工廠有三個産品車間，主要的生産設備，都是高溫生産設備，一到夏天，高溫爐旁操作的工人，更加難熬。

周亞平此時正站在三車間高溫電爐邊，和車間領導及技術人員研究設備大修問題。

如果按使用年限，這台設備還沒有到達大修時間，但由于近期生産中設備經常發生故障，經研究，一緻同意提前停火大修。

“哎，楊工怎麼沒來？”周亞平問三車間主任蘇錦浩。

“周廠長你不知道嗎，楊工馬上要調走，請調報告你們不是同意了嗎？他正在辦理交接手續。”蘇主任回答。

周亞平詫異地說：“批準他調離一事我知道，但說好是等到這台設備大修理完成後才走。因為目前隻有他對這台設備的情況最清楚。”

“哦，是這樣，那你們趕快把楊工找來。”蘇錦浩吩咐手下。

不一會，楊工來到了現場，見到廠長，趕忙說：“不好意思，我剛才正在整理資料，準備交接。我看蘇主任也沒叫我，所以沒到現場來。”

周亞平和顔悅色地對楊工說：“你要調走，我們原來是都不同意的，因你是我們這裡很重要的技術骨幹。但考慮到你太太在市裡上班，你長期在縣區工作，家裡确實困難不少，所以最終同意你調走。但希望你站好最後一班崗，這台設備隻有你最了解，所以請你在完成設備大修後才離廠，沒問題吧？”

“沒問題！”楊工爽快地回答。

設備的事情處理完後，周亞平正準備離開，楊工拉了他一把，輕輕地說：“廠長，等等，我有幾句話和你說。”

兩人走到車間一個僻靜的角落，楊工帶着歉意向周亞平說：“廠長，其實我又何嘗想走？我對我們廠是有感情的。原來我是想把老婆調過來，但她一聽說調過來後工資比原來的工廠要少十幾塊錢，堅決不肯過來。前不久，她找了她們廠的領導，該廠同意我調過去。他們也是中央直屬企業，我過去後工資立馬比現在增加十幾塊錢。所以，沒辦法，隻能是我走，請領導諒解。”

當時，職工一個月工資才幾十元錢，兩個單位工資同一級别相差十幾元，面對這種選擇相信任何人都不會糊塗。

器材廠原是地方企業，成為中央直屬企業後，幹部已經按照全國統一級别享受工資待遇；但工人工資線條一直沒有改變，仍按原來的地方标準執行。兩種标準相差很大，就以當時學徒轉正後定為二級工為例，器材廠二級工工資為三十元幾毛，而别的中央直屬企業二級工工資為三十八元多。尤其是，級别越高，差額越大，到了五級工以上，差别就到了十元以上。楊工是從工人崗位保送去讀大學的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回廠後，盡管一直按技術人員使用，但由于指标缺乏，沒有辦理轉幹手續，因而始終按工人工資标準拿薪水。

回到辦公室，周亞平打電話給人事科，讓科長何居靖到自己辦公室來一趟。

“周廠長，什麼事？”一進門，何居靖問。

“坐下來，慢慢說。”周亞平倒了杯水，“何科長，我剛從三車間回來。三車間楊工是個難得的人才，除了技術過硬，人品也很不錯。但馬上就要調走了，說白了，還是工資太低的原因。你是最知情的，近幾年，由于工資問題，我們流失了多少骨幹、人才。”

“确實不少，現在我手上還壓着一疊請調報告。” 何居靖說。

“我們雖然也是中央直屬企業，但工人工資标準比其它中央企業差了一大截，這我知道是一個曆史遺留問題，但為什麼曆任領導都沒有想辦法去解決呢？”周亞平問。

何居靖回複：“怎麼沒想辦法，我知道的是每一屆領導到部局開會時，都向上級反映過，要求按照部屬企業标準調整工人工資線條。但都沒有獲得批準。”

“什麼原因呢？”

何居靖搖搖頭，無奈地說：“領導沒說過，我們也不清楚。”

周亞平搓搓手，指着何，又指着自己，莊重地說：“何科長，看來我們要下大決心來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我就不相信，中央直屬企業按中央直屬企業工資标準執行，這種順理成章的事會辦不成！”

周亞平是那種一旦認定目标，就會矢志不移地走下去的人。

以後幾天，為了這件事，先是在黨委會彙報、研究；接着召開廠長辦公會商議、部署具體方案；同時，組織人員起草給上級的請示報告。忙個不亦樂乎。

一切就緒後，周亞平和何居靖帶着書面報告直飛北京。

在工廠時已經商量好了上報路徑，由于此事的管轄權在部人事局，器材廠主管局根本插不上手，因此，周、何二人一到京城，還沒住下，就拖着行李去了部機關。

說來也巧，周亞平讀中專時有個要好的同學，叫杜佑才，原來是器材廠的團委書記，後調到部機關人事局工作。來北京前，周亞平就給這位老同學打過電話，希望他在這件事上助一臂之力。

此時，周、何直接找到了杜佑才所在的辦公室，兩人站在走廊上，請人把老杜叫了出來。

互緻問候後，杜佑才接過兩人手中的行李，說：“屋内人多，說話不方便。亞平，你們在外面等一下，我先把行李放進去。”

杜佑才從辦公室端了兩杯茶水走出來，三人在走廊上找了條長凳坐下。

周亞平迫不及待地問：“佑才，你幫我們聯系好了沒有？”

“不急，不急！”杜佑才把茶水分别給了兩人，“這兩天我一直在聯系這件事。我打聽清楚了，具體經辦工資标準的，就是我們局裡勞資處韓處長，老韓這人不錯，挺為基層考慮的。我現在就帶你們去他辦公室。”

果真不錯，韓處長為人很和善，一聽說是器材廠的廠長和人事科長，馬上打着哈哈說：“知道了！小杜給我說了，你們又是為工人工資線條問題來的。”

周亞平也微微一笑：“韓處長，不錯，我們确實是為了這個問題來請示、彙報的。您一定知道，我們廠工人勞動強度又大，工資又低，确實不容易。所以我們希望領導們體諒我們基層工作的難處，能真正幫助我們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我去過你們廠，都是高溫作業，工人确實很辛苦。部屬廠裡，就屬你們廠工資最低，我們都很同情。”韓處長随和地說。

“韓處長，我就一直想不通，器材廠作為我們的部屬企業，理所當然的應該執行部屬企業工人工資标準，為什麼其它四十幾個部屬企業都可以這樣做，唯獨我們廠不能這樣做？”

“周廠長，這是曆史遺留問題。當時工廠收歸為部屬企業時，沒有及時辦理相關手續，因此拖下來了，使問題越來越複雜，一個簡單的問題成了老大難問題。”韓處長歎了口氣。

周亞平追問：“韓處長，請教一下，‘老大難’，現在究竟難在哪裡？貴局是這個問題能否解決的關鍵所在，隻要你們同意，這件事不就辦成了？”

韓處長忙把手中的茶杯放下：“周廠長，别誤會，我們局可是一直開綠燈的，問題的關鍵不在部裡，而在地方政府。”

接下來，韓處長把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都一一說給周、何二人聽。

原來，很早以前，接到工廠的申訴，部裡就準備批準器材廠執行中央直屬企業工人工資标準。正準備發文前，當時的人事局長，在參加全國勞動工資會議時，恰巧碰到器材廠所在地方政府的勞資局長，于是順便和他聊到此事，告知部裡計劃，即準備調整器材廠工人的工資線條。誰知那位局長不哼不哈地回了一句話：“調高工資，好呀，正好我們地方也有不少企業，工人工資标準都很低，你們調吧，我們也跟着來。”

他這一說不打緊，可把當時部裡的人事局長吓出一身冷汗，這還了得，這樣一來，我們豈不成了破壞勞動工資制度的禍首了嗎。當然，大家也心知肚明，給器材廠調整工人工資标準名正言順，即使下文批準了，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跟風。但他這一說法，明顯表達了反對之意，既然地方政府強烈反對，這種情況下，誰還敢繼續把器材廠工人工資調整這件事做到底？

看到周亞平他們失望的表情，韓處長安慰道：“我想了很久，正如周廠長說的，這件事情确實是很不合理的，地方政府的反對也是沒有道理的。但既然地方政府有這一說法，我們也不能完全抛在腦後。這件事說複雜，其實也很簡單。我們研究過，你們要求調整工人工資線條的請示報告，隻要能讓地方政府的勞資局在上面批示‘同意上報’幾個字，我們就可以批準執行。這是對你們工作最大限度的支持了。”

“哦！這麼簡單。”周亞平有點小驚喜。

“别高興太早，即使這樣，這件事可能也沒有那麼簡單，否則，你的前任早就辦成了，還會留給你？說明這是個燙手的山芋。”

周亞平表示真誠的感謝：“韓處長，萬分感謝您的點撥。過去我們一直抱怨領導們不體諒基層的苦處，現在看來是我們自己工作沒做到家。我明白了，真要給職工辦成這件好事，關鍵在于我們需要搞好和地方政府的關系，取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持。”

“不要謝我，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你剛才說的思路是非常正确的，按此去做吧，我們一起努力，相信一定能解決問題。”這是韓處長的送别之言。

從部機關出來後，周、何二人找個招待所住下來。由于是第二天的返程機票，下午還有點時間，周亞平對何居靖說：“老何，你在北京還有沒有私事要辦？”

“我沒有什麼事要辦。”

“好，那就陪我上街跑一趟。”

“幹嘛？”

周亞平笑笑：“來之前，我問女兒萌夢要幫她帶什麼好吃的東西，她指名要巧克力，而且必須是白色的巧克力。這巧克力不都是黑色的嗎，上哪去找白色的呢？你幫我參謀參謀。”

“行！沒問題。”

兩人在北京街上轉悠了半天，跑了不少副食品商場，眼看已經過了吃晚飯的時間，還沒有找到這種白色的巧克力。

周亞平感到絕望了，兩人找了一家餃子館，一人點了一份白菜瘦肉餃，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

結賬時，周亞平問：“老闆，請問哪個商店可以買到白色的巧克力？”

那位北京大叔一口京腔：“啥？白巧克力？你們到王府井大街去看看，那兒應該啥玩藝都有。”

跑遍了整個王府井大街，始終也未找到需要的品種。周亞平有點絕望了。好在有家糖果店老闆指出了一條明路：“西單有一家專門經銷進口糖果的門店，據說那裡有這種白巧克力。”

折騰了到晚上8點鐘，周亞平終于如願買到了女兒喜愛的白巧克力。

周亞平、何居靖回廠後，立即将北京之行的情況在黨委會上作了彙報。

馮庭怡聽了後，不以為然地說：“周廠長，你說韓處長體諒基層，這是把人想得太好了。依我看，那個勞資處長就是一個老滑頭，既然此事管轄權在部裡，你直接發批文不就得了。表面上說同情我們廠，支持我們廠，卻把皮球又踢回了我們廠。”

“是呀，讓我們去找政府勞資局，憑什麼？人家幾句話就可以把你頂回來：‘你們向部局的請示報告關我們什麼事，需我們簽字？’”有人附和。

“也不能這麼說。人家大機關的幹部們政策觀念強，既然地方政府反對這件事，牽涉到國家勞動工資制度，他們隻有謹慎行事。”歐陽昭民表達自己的意見。

龔書記說話了：“部人事局的官員确實不敢在地方政府反對的情況下發文，我覺得可以理解，他們是擔心地方政府告到□□，把事情鬧大，不值得。”

周亞平說：“我何嘗不知道這是一種明哲保身的做法。但平心而論，無論誰坐到這個位置上，不會這樣做？我之所以說韓處長替我們考慮問題，是由于他知道讓地方政府簽字的難度，但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裡，把這個難度降到最低。大家想想，如果讓地方政府簽批：‘同意器材廠調整工人工資’和‘同意上報’，哪個更容易實現？”

肖進回答：“當然是‘同意上報’。看來韓處長還是動了腦筋，含含糊糊的一句‘同意上報’，其實誰簽了都追究不了責任。我們隻是同意你上報，至于你們上級批不批，怎麼批，不關我事，即使批錯了，也與我無關。”

“對！就是這麼回事。”周亞平說，“這就是官場哲學。當然，哪怕是這麼幾個無關痛癢的簽字，也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除非有很硬的關系或勞資局裡有真心想幫助我們的大好人。對了，龔書記，你在地方政府裡工作過，市勞資局裡有沒有熟人？”

“縣政府裡倒是還有不少熟人，我找他們要這樣的簽字是沒有問題的。”龔書記回複，“但市政府裡确實想不起還有什麼熟人，再則，我到企業工作這麼長時間了，人一走，茶就涼，恐怕也無濟于事。”

“縣政府簽批沒有用，必須是市政府。”周亞平喃喃地說。

龔書記最後作會議小結：“這件事一時半會還不可能解決，大家再想想辦法吧，一定要找一個合适的時間，合适的方法，在一個合适的節點，才能去找市勞資局。決不能貿然去找，否則把事情搞砸了更難辦。”

時光荏苒，從北京回來又是兩個多月，這天上午，周亞平正在辦公室處理雜務，敲門聲遽然響起。

周亞平擡起頭 ：“請進！”

進門的是一個有點面熟的女子，但周亞平記不起她的姓名。來人注視着周亞平，說：“您就是周廠長吧。”

“是的，請問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