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天都會來，帶早餐、帶訓練報告、帶醫生最新的觀察記錄。有時候他還帶笑話來——當然是那種特别冷的笑話，他講得很認真，但我聽完總是笑不出來。

他經常刻意逗我笑，尤其是我咬牙做完一組超難的膝關節活動訓練後，他會笑着豎起大拇指說：“太棒了，今天比昨天進步了整整兩倍！”

我忍着汗水點頭，嘴角卻也跟着揚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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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疼痛更折磨的，是外界的聲音。

我康複才三個月，第一篇質疑報道就出來了。

标題是：“天才中場？還是注定玻璃的幻想？”

他們翻出我過去每一次小傷，甚至連青年隊時因感冒缺席的記錄都被拿來講，拼湊出一個結論：

“他的身體條件注定難以支撐職業強度。”

“教練對他投入太多資源，這樣的偏愛值得嗎？”

“也許這不過是個被高估的實驗。”

我看到那篇文章的那一刻，連呼吸都慢了一拍。

我什麼都沒說，隻是在複健室裡一個人多做了整整三組深蹲。他沒有開口，也沒有擺出教練該有的那副鼓勁語氣。隻是站在我不遠處，等我做完最後一組。

我膝蓋發顫，站不太穩，扶着器械站起來，轉身時看見他遞來一瓶水。

我接過來，卻沒有喝。

他看着我，低聲說。

“他們不懂你。但我懂。”

“我親手把你帶進來的。”

“他們說的，不算數。”

我沒回話，隻是轉過身，手指死死攥着毛巾，直到指節泛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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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真的快撐不住了。

有一次我獨自在康複室訓練，沒穿護膝、沒有熱身，膝蓋忽然一陣劇痛。我強忍着坐回凳子，疼得汗涔涔地發抖，整個人虛脫地癱在那裡。

他剛好推門進來，看到我狼狽的樣子，連外套都沒脫，快步走到我面前。

“又逞強了？”他半跪下來，語氣裡有點責備，但更多的是心疼。

我悶聲說：“如果連這個都做不到……我以後怎麼上場？”

他沉默了幾秒，忽然彎起眼睛，笑着說：“你以前會背着我偷吃垃圾食品，還記得嗎？我是不是也沒有怪你？”

我一愣，忍不住小聲笑了出來。

“那現在不也是一樣？”他輕輕握住我冰涼的手腕，“你犯錯、你累、你痛……那都沒關系。隻要你還在堅持，我就永遠都在。”

“他們不相信你沒關系，我相信你。隻要有我一個人相信，就夠了。”

我那一刻差點哭出來，但我沒哭。

我點了點頭，嗓子發啞卻堅定地說：“我不會放棄的。”

“我知道。”他笑得很暖，“我等着你回來，打進下一個進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