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音和紀霖已經注意到陳瑤的行為，但是她們并沒有貿然出手阻止她，一句話說出來，在社會上被人聽見，被各種媒介，平台，算法去梳理之後，都會變樣子。但實際上紀霖和未檢的團隊，包括公安的李音都一直在關注這個事情，避免走向更為複雜的情況。

另外一邊，周正警官經手的案子也有很大的進展，原來模仿小說的小江隻是躲起來了，沒有去做任何過激的事情，但是一個人跑去另外一個城市也是挺有勇氣的。

好在有個戰場上回來的抗日老軍碰到了餓得慘兮兮的孩子，小江這幾天都在聽老軍人跟他講過去打仗的事情，一個在新時代出生的孩子在逐漸觸碰到曆史，他似乎短暫明白了自己現在的苦惱比較起來，并不是什麼特别痛苦的事情，他抽抽嗒嗒地跟老軍人将的時候，老軍人隻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江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行為給家人帶來巨大的困擾，但他依舊認為希望被聽見和理解的動機是沒錯的。老軍人也并不評價，隻是聽着孩子講的事情，哭了就遞給他紙，餓了就做飯給他吃。老軍人最初看到在街上可憐兮兮的小江的時候就報警了。雖然報警，警察也來詢問了一些事情，但小江又不想回去，問什麼也不說，要不然就在這個時間裡一直所以給着錯誤的信息，如此前期信息反而耽誤了時間。

……

陳瑤的播客運營的還可以，很多人一直在聽，但是看着留言和各種評論，網絡上流傳的視頻已經把她的很多想法都給改變了，雖然她心裡有了些答案，也做出了一些行為，沉默不做回複，陳瑤認為沉默一段時間之後，風會過去。

早前呼叫APP的賬号也已經她删号、停更、斷聯，不是出于放棄，而是她曾真的想過——“也許我退一步，他們會真正去聽。”

聽她講的那個十二歲男孩的故事，聽那些匿名女孩說起走廊盡頭的老師，聽那個夢裡反複打開同一扇門的她自己。

可她錯了，陳瑤一直沒有收到李音的回複，她認為給李音發的東西也沒有被看見，沒有回複，她就在想或者自己應該知道，她錯在太高估了“聽見”的難度，也錯誤的判斷了“聽見”的可能，這個世界，不是聽不見，是他們聽見之後，會挑着聽，選着信，掐着用。

男人說男人的話，女人說女人的話，年輕人說年輕人的話，中年人也說中年人的話，大家各說各話，在一個人“退”了之後，“她們說的話”成了網絡名詞，而不是原本存在的，令人痛苦的存在。

各種社交賬号打着“她們”标簽發布内容：有的發“她們說的話×穿搭”、“她們受夠了塑身褲，但我們可以換成高腰裙！” ；有的發“她們說的話×節氣日曆”：“她們也怕冷，立冬要好好穿衣服。”

甚至有AI生成語錄網站，輸入“冷。暴。力”“作文”“走廊燈”幾個關鍵詞，就能随機生成一段“受害式文學文本”。

陳瑤看着這些頁面，第一次感到一種深層的羞恥感——不是為自己寫的句子羞恥，是為那些被相信的片刻羞恥。

我們不是想赢，我們隻是想活着，陳瑤在大家發給她的内容裡看到過。

現在她突然明白：不是他們不讓你活着，是他們要你“活得不打擾”。

她輕輕地把手覆在桌面，閉着眼，像在問一個無處安放的問題：“如果我不該相信他們會聽，那我寫下那些東西，是為了什麼？”

風從窗戶縫裡鑽進來，帶着樓下不遠處便利店冰櫃的機器聲。城市還是那個城市，亮着光的窗口，重複的廣告，和她小時候一樣。

但她再也不是那個會相信“隻要講出來就會好一點”的人了。

她開始意識到一個真相：這世上最鋒利的沉默，不是不回應。是回應你，然後慢慢把你拆了。

她是在一個深夜三點，發出那封自白書的，語氣克制，甚至可以說溫柔：“大家好，我是那個最初收集這些證詞的人。最近看到一些平台在二次傳播這些内容時，出現了失真、調侃甚至惡搞。我不是指責大家，但我想知道，這樣下去……是不是背離了最初我們留這些話的意義？”

她沒有指名道姓，也沒有質問，隻是一個曾經寫下那句話的人的提醒，想知道那座被繼承的“檔案館”，是不是還記得它曾經的沉重，她以為大家看到這樣的信息會理解她的意思，陳瑤依然期待世界為她點燃一束光，但對方的回複比她想象的更快，也更涼。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覺得你有點過于執着于控制講述的方式了。

- 表達不是你一個人的權利。你開啟了這場講述，但它不屬于你了。

-我們是在延續聲音，而不是守護遺迹。

陳瑤盯着那幾行字，指尖發涼。

延續的聲音，其實已經不屬于她了。

她忽然明白，這不是敵意。

這是重構。

她寫下的句子，被搬運、注釋、剪輯、編排，被打上 “她們文學” 的标簽、被歸類、被算法推薦，然後歸入大衆——不再是她的了。

而她想保留那份初始重量的試圖，現在被稱為“控制”“幹涉”“無病呻吟。”

她合上手機，腦子裡回蕩着那句話：“它不屬于你了。”

但陳瑤也意識到——哪怕她不再寫，哪怕她已經交出筆和話筒，她也無法從這場講述中真正退出。

她曾經寫下“我說了”；别人接過來改成“她說了”；現在，他們告訴她：“我們說了”。

陳瑤以為自己寫下的是見證；他們剪出來的是語錄；平台定義它是IP；大衆用它當談資。

而她自己，隻剩一個身份：過時的發起人，她重啟了電腦，點開那個名叫“她們說的話”的本地文件夾。

裡面是最早保存的137封證詞。

還有她為其中幾十份寫下的注解，邊角還貼着當時打算做播客時列的提綱，她一個一個選中，右鍵，指針懸停在“删除”上，但是真的删除嗎？她其實猶豫了。

不是舍不得，是一種極度羞恥的疲憊。

她感覺這些話不再屬于她，她也不再配保管它們，她甚至開始覺得，自己曾經寫下這些東西的舉動，像某種情緒脅迫，仿佛在拿自己無法愈合的傷口，綁架所有不願面對黑暗的人。

她猛地關閉窗口，拉開抽屜，翻出那本寫了快兩年的日記本。

沒有日期，沒有親愛的日記。

第一頁就是一行字：“如果有一天我再也說不出口了，請你提醒我，我不是瘋了，是這個世界太會裝聾。”

她盯着那一頁，手一頁頁翻過去，每一頁都是“她曾講過的她們”的縮影，每一頁都像一塊不太穩的磚，把她壘成了今天這個模樣。

還處在青年時期的孩子總是一腔熱血的，但似乎現在看來，這樣也并不是這個時代需要的。陳瑤把那本日記丢進垃圾桶，又拿出來，又丢進去，手顫着，又撿了回來，最後她坐在椅子上，眼睛發紅，那種情緒，不是哭，也不是崩潰，而是一種說了太久沒人真的聽，卻還不敢完全閉嘴的本能抗拒，最後還帶了點未知的委屈。

她又重新打開電腦，點進一個空白文檔，标題欄她沒寫，正文她敲下這樣一句話：“你說我不屬于這裡，那我到底屬于哪裡？”

陳瑤盯着那句話，想删掉，卻舍不得删。因為她知道，那不是她在問别人。那是她在問自己。

那天下午，天很冷，她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沒有目的地，也沒有導航。

隻是想走一會，讓腳下的實感蓋過腦子裡翻湧的句子。

她進了一家街角書店。

暖氣不太足，書架上灰塵清晰可見，靠窗的桌子上堆着些過季促銷的教輔書和作文選，她随手翻起一本《中學生作文精選》。

第一頁印着教育局推薦徽标，目錄旁是一段熟悉的主編寄語：“寫作文是培養思辨和表達的最好方式。”

她翻得很快，像尋找也像逃避。

直到翻到第67頁——一篇标題為《燈下的我》的學生作文，文筆整潔，立意正氣，情緒被剪裁得剛剛好。

中間有一句話格外醒目：“那天我害怕走進那間辦公室，因為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再問‘你怎麼又來了？’ ”

她愣住了，這句話太熟了。

陳瑤記得，是她證詞裡的原句，那個女生寫道：“我不是怕老師，是怕他問‘你怎麼又來了’的時候，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她繼續往下翻，什麼也沒寫。版面幹淨如常，沒署名，也沒有參考出處，她小心把那一頁合上，書頁間卻飄出一張小紙條，她下意識接住，攤開，是一張用中性筆手寫的便簽，紙張微皺，上面隻寫了一句話：“我把我說過的，藏在你還沒說的地方。”

她愣了幾秒，喉嚨裡像卡着一顆鵝卵石，那是煽情嗎？那是實感，是她熟悉的那種語調—— 不是請人相信，不是喊人聲援，隻是一個“我也在”的低語。

她小心地将紙條疊好，夾回書頁，放回原位，走出書店時，她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那個書架。那裡堆着一整排印刷體作文集。它們在等着被翻開，也在等着被人悄悄夾進去一句話——那種老師不允許出現在正文裡的句子。那晚，她沒打開電腦，她隻是重新翻出那本日記本，把被揉皺又攤平的扉頁壓好，沒有新标題，也沒有章節編号，她隻在空白頁上，用鋼筆寫下一行字：“也許我不該相信，他們會真的聽。”

她寫完這句，停頓了很久，不是沒話說，而是她終于明白：這句話本身，也不是為了讓他們聽見。

陳瑤知道，自己寫下它，不是為了勸服、控訴、或者博得什麼理解，她隻是想寫出來，把這句心裡的話安頓在她能掌握的紙上，就像她小時候生病時，會偷偷把吃不下的藥藏在抽屜角落，她知道這樣沒用，但她也知道——說不出來的東西，藏着比吞下去更好。

她低頭繼續寫：“可那天我在書店翻到那句話的時候，忽然又覺得，也許不是所有人都要聽。也不是所有人都配聽，隻要有一個人，哪怕隻是偷偷聽過，就夠了。”

她把筆收好，手指輕輕拂過那一頁紙，窗外風還在吹，樓道的燈一閃一閃，像個猶豫的路标，她沒有再開口念出來，她隻是把日記本合上，放在枕邊。睡前，她關掉房間的燈，黑暗裡沒有聲音，但她知道—— 那本日記的紙頁下面，有一些字，正安靜地躺在那裡，它們沒被看見，也沒人鼓掌，但它們确實被寫下了，就像有人，在她不知道的地方，悄悄聽過她說的那句話。

……

陳瑤的情緒，李音明白，所以她和紀霖邀請了許多人來參加一場讨論會，會議室不大，氣壓卻意外低。

窗簾拉着，隻開了一盞黃光老式吊燈，像是點在衆人之間的一根警示蠟燭，閃着不甚穩定的光。

一張會議桌圍坐着幾個人，分别來自未成年人檢察部門、轄區派出所、校方，以及教育局派駐的對此次事件的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