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紀霖，來自未成年人檢察專項負責小組，目前負責平安市未成年人情緒表達線索監聽與幹預備案。這聽起來像一種警覺型行政崗位，其實大部分時間我是在讀投訴信。

“這個女生最近發朋友圈太陰沉”

“我家孩子說她們班有人每天都寫小作文”

“是不是該讓家長出面談談情緒紀律”。

我看過太多孩子寫的内容：看似文藝的傷感短句，僞裝在作文裡的自述片段，被老師當成叛逆風格的作文開頭，或者是悄悄夾在練習冊與試卷之間的、從來沒人打算交出去的紙頁。

但我遇見過她們說完了，也遇見過她們不再訴說。

我從警察局的同僚，李音同志那裡收到陳瑤郵件給她那些 ……證據？想說的話？或者是心聲，這些被内部數據庫定性為群體性表達，最初進入備案系統時，我的眼睛停了下來。

我在屏幕前讀第一遍時，沒有動，讀第二遍時，手心開始發熱，讀第三遍，我把手機靜音，關掉了辦公室燈。我坐在黑暗裡，一句一句地念出來。

我聽見了我十五歲那年，在廁所格子間寫下的話：“如果我現在開口，你還聽嗎？”

當年我就沒有聽到答案，現在我想讓事情擁有答案。

曾經我閉嘴了許久，我閉嘴了十年，但我覺得我不應該在讓那些孩子閉嘴。

直到我遇到她，陳瑤。她進會議室時沒有擡頭，手裡抱着一個黑皮本子，眼神不帶敵意，也沒有防備，隻是像個已經不再期待誰會聽進去的人，她不是來辯解的，她不是來哭訴的，她隻是說：“我願意講一次，不為你理解我，是因為她們值得被聽一次，原樣的。”

那天她念了九句，沒有背景，沒有解釋，沒有配圖，隻是念着而已，每一個字都像釘子，把我之前作為觀察員積攢下來的語言樣本、表達強度、情緒變化都釘死在地上，我知道我應該記錄、轉述、入檔，可我那天隻是先聽着，我坐在那裡，像聽一場晚到十年的回音：“我們不是沒說，你們隻是等我們安靜了才開始聽。”

陳瑤離開那天，我在會議室坐了很久，她沒哭，也沒激昂陳述，她隻是把那九句話讀出來，然後說：“我說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