谳司則是法律審，由司法參軍、檢法官等官員組成，僅負責檢索法律條文，提出量刑建議。

“鞫谳分司”制度為中國古代首次系統化的司法分權實踐，早于歐洲近代司法分權改革（18世紀啟蒙運動後的司法獨立制度）約七百年。

此外，案件審結後，須由未參與審訊的官員核對供詞，确認無冤後方可判決。若犯人翻供或喊冤，必須更換審判機構或官員重審，最多允許三次“移推”，這都是為了防止冤案錯案的發生。

接着，由推官起草判決書，須詳細注明事實認定與法律依據。其後，判官對拟判内容進行庭審核查，最終由權知定判簽署判決。死刑案件需報刑部複核，最終由皇帝批準。

但是元朝時，蒙古統治者以宋代司法程序繁瑣為由，改由行政長官統攬司法權，正式廢除“鞫谳分司”制度。明清雖設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卻未恢複宋代的審檢分離機制 ，将司法權或集中于地方行政長官（如知府、知縣兼理司法）。元朝時導緻行政與司法職能合一，明清時期使司法淪為皇權附庸，相較宋代司法文明均明顯倒退。

然而宋代司法亦存局限，法律條文龐雜繁密，官員多依賴胥吏檢索法條，緻使胥吏常借機操控判決。且“鞫谳分司”制度需大量司法資源支撐，财政壓力使其難以在基層全面推行。盡管該制度設計精密，蘊含分權制衡防範司法腐敗的思路，但受制于 “王在法上”的專制本質 —— 程序正義終究難敵皇權幹預。典型示例就是宋高宗，以敕令繞過“鞫谳分司”程序，制造嶽飛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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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見绯袍官員輕叩驚堂木，朗聲複述楊權知的命令。

吳悅深知，若就此認可判詞、以原告身份撤案，官府便會終止調查，眼前四位官員自不會再有異議。可若她拒不接受，這堂上四人定會依循北宋制度。判官與推官均具備獨立司法權，啟動獨立審查。她已然明白，這四人聯袂前來就是在試探自己，這也是她為何挑這绯袍官員上職時敲起這登聞鼓。

她從不懷疑這些青年官員或許懷有仁義之心，欲做拯民于水火的好官。但作為身處宦途的官員，他們必然也渴望做出政績，借此直達天聽，以便日後積累政治資本，而她就是來給他們送這個政績來的。

念及此，她再度跪下，重重磕了三個響頭。一邊磕一邊想，這都是一千年前的老祖宗，多磕幾下頭算得什麼？面子算什麼，又不會死。

繼而擡眼望向堂上四人，語氣激昂道：“民女的外甥女與謝家尚未訂立婚約，不過是長輩口頭約定而已，并無文字契約。且按《宋刑統》，女方若婚前已知男方患病卻未及時悔婚，其後再欲悔婚便會受限。雖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大事由父母宗族定奪，即便女方察覺男方隐情，也須遵家族安排，否則便被視作‘違禮’。但此案牽扯後宮秘辛，關乎皇嗣安危，我等豈敢認下謀逆之罪？此乃十惡不赦之首罪，民女等甯死不撤案，定要堅持上告！”

若依楊日嚴所斷，将此案定性為商人狡詐使詐，朱家唯有忍氣吞聲認下這門親事，就此息訟。但吳悅偏要将事情鬧大。她深谙此中關鍵：唯有鬧得沸沸揚揚，方能迫使官府因擔憂此案确與皇嗣安危、國祚根基相關而不敢輕忽，不得不介入嚴查。

就如後世某位李姓商人一樣，将所持港口都打包賣出，如果是因為虧損，那就是正常商業售賣。但是那李某人背後肯定牽扯政治圖謀，那就斷不能簡單看做一個商業行為了，需要将這買賣根據《反外國制裁法》《反壟斷法》和《國家安全法》依法審查。

待吳悅憤慨激昂陳詞完畢，堂上四位官員皆不自覺松了口氣，似是唯恐這兩個小娘子被威懾後就此撤案。

吳悅見狀暗自發笑，她還怕對方不敢接呢，到底是年輕官吏，既有行事的沖勁，亦有仕途進取之心，倒合了她的盤算。

端坐正堂的绯袍官員終于展顔，朗聲道：“勞煩吳小娘子與朱小娘子這幾日暫居開封府，可遣家中仆人前來照料。”

吳悅道過謝，當然不能回家。若是那朱叙強壓着大姐，上門讨要孫女，以祖孫之情、母女之親強迫撤案，隻會橫生枝節，更添事端。忙将自家住址告知，與堂上四名官員行過告辭禮後，便由一名衙役領着她與朱涴妤往開封府西院的臨時證人所而去。

此處早有女使等候，這開封府設“女使”一職，多由官方認證的官媒充任，專司協助涉訟女性事務。若遇女性人身侵害案件，更會差遣穩婆前來查驗傷情、驗明身份。

待二女離去，王砺、呂瑞如等人皆振奮難抑，仿佛已見仕途曙光。若能借此案入了上峰與官家的眼，晉升之途便不再是空想。四人議定，須得暗中将訴狀所列物證、人證細細核查，務必在案中嶄露頭角。當下便分工協作，各自遣人四下收集相關情資去了。

到了晚間，王婆與青棗二人果然帶着劉耘娘等人收拾的被褥吃食前來，主仆四人均住進開封府西院。

許是涉訟女性本就不多，這臨時住宿區顯得頗為冷清。門口有衙役晝夜看守，否則吳悅倒想在府衙内四處走走。畢竟這可是原汁原味的宋代官署，放在後世，最早遺存的也隻有建于元代的南陽府衙，不過現存建築多為清代翻修，其中女囚牢裡陳列的滿清刑具，可是讓小時候的她做了不少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