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先喝了一杯茶，緩了緩才開口道：“我大明現今文官約兩萬人，武官約十萬人，享受官府供給的禀生三萬五千八百人，吏員五萬五千人，全國收上來的稅糧一年約兩千六百萬擔。收上來的稅費都不夠發俸糧的。

朕聽說京官都很久沒有發俸祿了，聽說大司徒想着用胡椒蘇木折俸，這也是迫不得已、屈就下策。

咱想知道堂堂大明朝入不敷出，怎麼變得這個樣子？沒有人教我，我隻得去翻看以前的奏疏。

記得去年禮部覆河南撫按栗永祿、楊家相、禮科都給中張國彥奏其略言：

【今天下之至重而難處者莫如宗藩。臣等曆考前代未嘗有宗室而坐食縣官者，我聖祖獨厚宗親，世授爵祿，恩至渥也。

然聖祖當天潢發源之始，故奉以數郡而易，供至于今日。當宗支極茂之時，則竭天下之力而難給。

以天下通論之，國初親郡王将軍才四十九位，今則玉牒内見存者共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歲支祿糧八百七十萬石有奇，郡縣主君及儀賓不與焉，是較之國初殆數百倍矣。

天下歲供京師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祿糧則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國課之數不足以供宗室之半。】

河南巡撫說的已經很明白了，宗藩用度甚巨，國朝已然不堪重負。河南是最嚴峻的地區，也難為栗永祿頂着如此大的壓力題本。

皇親國戚與官員整體數量太多了，而課稅不足用。以至于王府缺祿米、衛所缺月糧、邊防缺軍饷、各省缺俸廪，成為常态。”

小皇帝此話一出，文淵閣内氣氛冷凝一片，寂靜得落針可聞。

張居正和譚綸不聽則可，聽了小皇帝這樣推心置腹的一番話，那落日以沉西嶺外的報國之心，仿佛卻被扶桑喚出來。耳邊廂裡一聲驚雷，震得神魂亦不知往哪裡去了。

兩人再也坐不住，從椅子上起來，一同在皇帝面前跪了。

張居正慨然道：“臣有肺腑之言，披瀝上陳：君猶元首，輔臣猶腹心，而百官猶四肢也。聖上端拱于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内充，榮衛外扡，則國朝可期矣！

聖上所言國朝弊病，正為治天下之大本，之急務。臣不揣愚陋，謹就今日之所宜者，分疏條款，一一向聖上陳奏。”

朱翊鈞被兩人這等鄭重其事吓到了，他原想着不過君臣閑聊，增進一下感情，誰知這陣勢，元輔不會要奏一篇‘隆中對’出來吧！

“元輔不要跪了！大司馬也請起！咱們一起坐着說，于大義上我們是君臣，于小情上我們是師生，無論先生說什麼，朕都會牢記于心，不用非要跪奏。”

朱翊鈞上前一步，欲将兩人拖起，隻是人小力薄，别說譚綸那樣的壯漢，就是張居正這樣身材颀長的文弱書生，也不能撼動一毫。倒是兩人不曾讓朱翊鈞為難，順勢站了起來，三人各各入座，張居正接着道：

“聖上所說藩王、官吏衆多，課稅不足用，隻是一層。藩王諸務，深遠複雜，俟皇上親政後自決，需緩緩圖之，不可操切。更深一層機要，則是上下貪渎嚴重，世風日下。

臣自民間來，感同身受。自嘉靖以前，有兩袖清風的官員辭官歸鄉，鄉裡皆譽不絕口，若是貪官回鄉，則鄉裡便恥于與之為伍。

而近些年來，風紀漸壞，有官員緻仕回鄉，衆人皆不問人品官聲，但問揣了多少金而已，且相與譏嘲地便是那些清廉傻官。

民心若此，可見官風如何。清官被嘲，貪官被羨。官吏衆多，但能實心任事、不虛應故事，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十不存一。何為尊上？何為卑下？全部颠倒了。”

說得這麼直白麼？！

朱翊鈞張口結舌，倒不是驚訝于官場風氣，亘古至今，政以賄成、貪贓枉法的事情見多了，早就已經見怪不怪。

他驚訝之處在于，對着隻有十歲的小皇帝，張居正幾乎要把當官的底褲給扒光了。他自己也是官，還是衆僚之首、百官之長，就如此坦蕩地背叛了整個官僚階級？！

難怪國史稱其‘勇于任事、豪傑自诩’，真的不顧及一下衆臣在小皇帝眼中的形象麼？朱翊鈞強自忍住，不要露出沒見過世面的表情，心中的震動可想而知。

譚綸在旁聽奏對，見小皇帝面無表情，不曾對元輔的話有所表示，以為小皇帝并沒聽懂，便補充道：“當官是享受，沒好處，誰當官兒啊！前朝宋太祖親書《戒石銘》中有言，‘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以賜郡國，立于廳事之南。後來官場上漸漸更易，加了兩句後變成了‘下民易虐，來得便住。上天難欺，它又怎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