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後，家裡多了一個嗷嗷待哺的小生命，節奏仿佛一下子亂了。

原本勉強維持的平衡被徹底打破，生活像一艘漏了底的船，手忙腳亂地往外舀水，卻總也趕不上湧進來的速度。

母親白天在家帶孩子，幾乎沒有片刻安甯。弟

弟的哭聲成了家裡最常聽到的背景音，尖銳、持續，像一把鈍刀子割在人的神經上。有時是餓了，有時是尿了，有時隻是哼哼唧唧地要人抱。

母親總是立刻放下手裡的事，小跑到搖籃邊，或者從沙發上起身去哄他、喂他、換尿布。

晚上母親也幾乎睡不踏實，一點動靜她就驚醒，立刻起身查看弟弟的情況。

白天的疲憊加上夜裡的中斷，讓她整個人肉眼可見地憔悴下來，臉色蠟黃，眼下總是挂着青黑的眼圈，像兩團淤泥。

她時常抱怨腰痛、肩膀酸，揉着後腰或者捶打着肩膀，說是抱孩子抱的，也說是生孩子落下的病根。

家裡的飯不像以前那樣按時按點、有菜有湯了。

我是高中生，學校有晚自習，午飯和晚飯都在學校食堂解決。

食堂的飯菜味道單一，有時過于油膩，有時又寡淡無味，但能填飽肚子。

家裡變得嘈雜混亂，推開家門，一股混雜着奶味、尿布味和消毒水味道的空氣撲面而來，帶着一種令人窒息的濕熱。

玄關處堆着父親的鞋子，歪七扭八地散落在地上，旁邊是拆開的紙尿褲包裝袋和濕巾，有時還能看到用過的尿布扔在垃圾桶邊。

客廳裡，沙發上搭着小毯子和溢奶巾，茶幾上是沒洗的奶瓶、嬰兒玩具和一些散落的零食包裝。

母親總是抱着弟弟在客廳來回走着，或者坐在沙發上喂奶，她的聲音總是尖利又疲憊，帶着一種随時可能爆發的焦躁。

“别碰他，洗手了嗎？你這書包放哪呢，又拎回來一堆細菌。” 這是我進門時常聽到的第一句話。

母親抱着弟弟，眼睛警惕地看着我，仿佛我身上帶着什麼病菌。

我把書包小心地放在我的房間門口，沒有拎進去。

洗完手，我通常會去廚房，因為廚房都等着我晚自習回來收拾。

我在學校的時間很長，從早上七點多到晚上九點多，除了學習，我和同學交流不多，大部分時間都在教室裡安靜地聽課、寫作業。

那天午飯後，我在學校食堂吃完飯，回到教室坐下沒多久，就開始覺得喉嚨發緊，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一樣，頭也重重沉沉的，像是頂着一塊鉛。

我強撐着坐到教室，試圖集中精神聽課。

下午是語文課，老師在講台上抑揚頓挫地分析着課文，但我一個字都沒聽進去。

額頭冒着細密的汗珠，耳朵裡嗡嗡作響，眼前的東西都有些模糊，像隔着一層毛玻璃。我用力眨了眨眼睛，想讓自己清醒一點。

“你臉好紅啊，”同桌小聲湊過來，用手背碰了碰我的額頭，吓得我一激靈。

她的聲音帶着一絲擔憂，“你是不是發燒了？”

我硬撐着擠出一個笑，搖了搖頭：“可能有點熱。”

但身體的不适越來越明顯，我感覺渾身發冷，又一陣陣發熱，像是掉進了冰火兩重天。

最後，還是被同桌拉去了校醫室。校醫阿姨讓我坐下，拿出體溫計量了量，看了眼數字，眉頭微微皺起。

“38.5℃，”她把體溫計遞給我看，“有點低燒。” 體溫計的水銀柱停在刻度線上，清晰地顯示着數字。

她又讓我張開嘴，看了看我的喉嚨，“扁桃體有點腫了，紅紅的。”

校醫阿姨收起體溫計，看向我，語氣認真地說：

“這樣不行，得讓家裡人知道。給你媽媽打個電話，讓她來接你去醫院看看吧。你這扁桃體腫得有點厲害，光吃退燒藥可能不夠。”

校醫用座機給家裡的電話撥過去。電話隔了一會兒才接通了，校醫阿姨對着聽筒說：

“喂，請問是趙盼兒的媽媽嗎？我是學校醫務室的。她今天下午有點不舒服，量了□□溫38度5，喉嚨扁桃體腫得挺厲害的。我們這邊隻有些簡單的退燒藥，建議您帶她去醫院看看，讓醫生給檢查一下。”

校醫阿姨說了幾句，把電話遞給我。

我接過電話，聽到聽筒裡傳來媽媽疲憊而尖銳的聲音：

“怎麼又生病了？！是不是在學校亂吃什麼東西了？食堂那些東西不幹淨你不知道啊？！怎麼老生病？！” 媽媽的語氣帶着明顯的焦躁和質問，聲音裡仿佛壓抑着一團火。

我說：“沒有。”

媽媽歎了口氣，聲音裡帶着顯而易見的疲憊和一絲不耐煩，摻雜着弟弟隐隐的哭聲：

“哎呀，去醫院看病要花很多錢的，挂号費、檢查費、藥費，打點滴估計也不便宜。現在家裡哪哪都要錢，你弟弟這麼小，花銷大得很。我一個人帶他都快累死了，實在走不開。你爸掙錢也不容易，我現在又沒收入，家裡哪點錢都得省着花。”

她頓了一下，語氣又變得責備：“校醫室有藥，你就先吃藥吧。吃藥也能退燒。你看我總讓你鍛煉鍛煉身體，跑跑步，跳跳繩，你太懶，總是不聽，現在生病了吧？身體底子太差！不是什麼大事，就是個感冒發燒，吃兩天藥看看情況。要是實在不行再說。”

“嗯。” 我輕輕應了一聲。喉嚨像被砂紙磨過一樣疼，每說一個字都帶着刺痛。

“知道了就自己注意點，自己克服克服。” 她說。

“我知道了。” 我低聲應着，攥着電話的手指有些發白。

校醫阿姨讓我吃了兩顆退燒藥，又給了我兩天的藥量，讓我按時吃，囑咐我多喝水多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