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2002年春，美國，馬薩諸塞州。
劍橋市的秋色絢爛，查爾斯河的流光溢彩，哈佛紅磚建築裡彌漫的古老氣息……這些都與安娜無關。她的世界隻剩下圖書館徹夜不滅的慘白燈光、寫滿公式和文獻引用的巨大草稿紙、永遠冰涼的外帶咖啡杯、和一顆如同精密儀器般超負荷運轉到極限的大腦。
為了完成那苛刻的雙重任務——既要在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哲學（Philosophy）專業拿到優異的本科文學學士學位（B.A.），也要在哈佛文理研究生院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專業拿到優異的文學碩士學位（M.A.）——安娜将一天24小時壓榨到了極緻。她的宿舍更像是睡眠補給站，平均每天不足3小時睡眠是常态，經常靠着咖啡因藥丸和紅參飲品強行提神，實在撐不住才趴在書桌上小憩十幾分鐘。飲食完全紊亂，速凍披薩、能量棒和高糖飲料是主要能量來源。她像饑餓的饕餮一樣吞食着知識，大腦被密集的信息轟炸到近乎麻木。
現在的哲學對她來說簡直是煉獄。本科階段的核心哲學課程是嚴酷的邏輯思維訓練場。《形而上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當代交鋒》（Metaphys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Realism vs. Anti-Realism）要求她啃讀晦澀艱深的海德格爾的德文原版著作《存在與時間》選段和現代英美學者的分析文章，構建嚴密的論證鍊條；
《倫理學：功利主義批判》（Ethics: Critiques of Utilitarianism）迫使她在康德的道義論、羅爾斯的正義論與各種情境倫理學的夾縫中尋找自己的立場；《知識論：懷疑論與基礎主義》（Epistemology: Skepticism and Foundationalism）則讓她在笛卡爾、休谟、維特根斯坦乃至後現代解構的漩渦中掙紮。她的期末論文《自由意志：兼容論在神經科學挑戰下的存續可能性探微》改了八稿，打印出來厚得像本小冊子。這些訓練鍛造了她思維的銳利，卻也讓她時常陷入存在主義的虛空。
而比較文學的跨域重壓更是讓她潰不成軍：碩士階段的核心——《全球現代性視野下的東亞叙事》（East Asian Narratives in Global Modernity）、《翻譯的政治：殖民與後殖民語境》（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Contexts）、《流散文學與身份構建》（Diaspora Literature and Identity Formation）——将她引入了更廣闊的文本海洋和理論迷陣。她必須在韓國古典漢文文學（如《春香傳》）、日本現代小說（谷崎潤一郎）、英法後殖民理論（法農、薩義德）、解構主義（德裡達）等多重維度間靈活穿梭。
課程讨論中，她必須運用流利的英語，引經據典地與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辯駁分析文本中隐藏的權力結構與文化位移。這不僅僅是語言和文本的較量，更是跨文化理解和批判性思維的極緻考驗。
身體的警報頻頻拉響。長時間在圖書館昏暗角落對着屏幕，導緻她視力急劇下降，眼白時常布滿血絲，眼球深處因長期幹澀和高壓傳來持續的灼痛和針刺感。體重急劇下降，臉頰凹陷下去，顴骨顯得更加突出。嚴重的神經性皮炎在壓力爆表時爆發在手臂内側，抓痕清晰可見。免疫力在極限透支下崩潰。
冬天的流感季節，她在圖書館高燒昏厥過一次，被緊急送往醫院。住院兩天後，不顧醫生勸阻，挂着退燒針的點滴，她讓同學把筆記本電腦送進病房，在病床上完成了《跨國視角下的教育焦慮叙事比較：以韓國升學小說與美國家庭成長回憶錄為中心》這是她為比較文學碩士高階課程撰寫的一篇要求極高的學期論文的截止前的最後一次修改。
最痛苦的時刻莫過于面對本科哲學和碩士比較文學的獨立研究項目（Senior Thesis），這是她本科身份洗白的關鍵環節，也是獲得“magna cum laude”（以優異成績）榮譽的核心。而且她還面臨着來自比較文學碩士的資格論文（Qualifying Paper/Master's Thesis）也需要達到“with distinction ”（以優異成績）的雙重絞殺。
在哲學的終極拷問與身份映射中，她為本科哲學獨立研究選擇的論題是《身份的建構性與叙事性：從休谟到利科的哲學譜系及其對韓國個體化進程的映照》（The Constructed and Narrative Nature of Identity: A Philosophical Genealogy from Hume to Ricoeur and its Reflection in Korean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表面上是深奧的哲學思辨，内核卻與她自身經曆血肉相連。這需要她深入追溯大衛·休谟（David Hume）關于“自我隻是一束知覺”的颠覆性觀點、保羅·利科（Paul Ricoeur）關于“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的核心理論，并艱難地将這些西方理論應用于分析韓國社會快速現代化進程中個體身份認同的複雜撕裂與重構。
無數個夜晚，她在西方哲學巨匠抽象的思辨與她自身在洪川、明志未來以及哈佛僞造與重塑身份的掙紮之間反複撕扯。那些複雜的邏輯推演卡在死胡同時，她感覺自己就像休谟筆下的“知覺之束”，随時可能因無法自洽而徹底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