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行吧！參軍了。我也不知道表現如何。反正在東線。前一陣我母親還收到他的信，不過也有一陣沒寫信了。”他說得胡亂八糟，大概這個話題也不是他準備聊的。

我沒有再主動找話題。他不尴不尬地站了會，終于說：“有個降神會，我想您可能會有興趣。”

降神會，在這種地方？

來到一個看守的屋子，裡面什麼人都有，兩三個犯人、囚頭，還有費舍爾這種士兵。弗蘭克竟然也在，他沖我點了點頭。大家有的坐椅子，有的坐床，有的坐着木箱，已經圍成了一圈。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不敢相信這樣一群人會聚在一起。

中間是一個犯人，面前放了一張白紙，一支鉛筆。

“再沒有别人了吧。”那個黨衛軍看守，也就是屋主人問。費舍爾搖了頭，把門關上。

“祈禱吧，祈禱神靈降臨。”

周圍的人都開始祈禱，中間的人把手放在筆上。

犯人拿筆的手懸在紙上，過了很久沒有動靜，當我以為要失敗的時候，他的手動起來。

我感到一陣困意，也閉上了眼。眼前的黑暗閃動了幾下，腦袋裡似乎有“卡塔”一聲輕響，黑屏開始發亮。這是我來這裡以後第一次看到異象。

在廣袤的田野上，坦克在全速前進。

這是蘇聯腹地的廣大原野，一眼望不到盡頭。這裡是白桦樹和山楂樹的故鄉，道邊點綴着勿忘草。在這片土地上，德國士兵在自己最初的勝利中深λ，再深λ。這種深λ既令人狂喜，又令人恐懼，因為一切似乎不應該這麼容易，這麼……深不可測。

一條蛇吞下一頭象。

我不知道阿爾伯特是否在這樣的隊伍中前進。隻感覺到周圍的風。

“雨季就要來了，我們要趕在這之前打到莫斯科！”一個聲音在風中說。

風停了，異象消失。

犯人自動書寫的筆也停了下來，彎彎曲曲的圖案像一行字。

看守第一個拿起紙去看，他不認識。費舍爾也不認識。

“有點像拉丁文。”我說。

“是拉丁文。”弗蘭克說。

“說的什麼？”看守問。

“失敗者受難。”弗蘭克說。

大家互相望着。

“你确定你沒有控制那隻筆？”費舍爾問道。

“沒有，我發誓！”那犯人說。

但是，這句話含義太模糊了。誰是失敗者？

是集|中營裡受苦的犯人，還是幾年後的德國人？

還是全部？

那天結束的時候，小雨開始落下，一直持續到我走的那天。也許雨季真的要來臨了，就像我在異象中聽到的那樣。

我再次把毛襪拿給弗蘭克，他仍然拒絕，“我們根本保留不了這些東西。”他終于說出原因。

所以最終，襪子還會落到囚頭和看守手裡。既然這樣，我隻好收回。把剩下的紙和鉛筆都留給了他。

“您的書是寫什麼的？心理學理論嗎？”我問。

“不是書上的那種理論，是我在這裡的領悟。”他說，“對痛苦的理解，關于人生的意義。——生命一定是有意義的，對嗎？每個人遭遇的每件事，都應該是有意義的，您說對嗎？”

他最後發問十分急促，好像他急切地要向自己肯定。

“是的，”我說，“我也在做類似的尋找。”

隻是他們遇到的苦要多得多，要穿透山一般的苦難，看到目前為止一切不堪承受的背後意義，他們能做到嗎？

“安切爾有寫出一首詩嗎？”我問。

“開始了，隻不過他太害羞，不肯拿出來讓我看。”

旁邊的安切爾腼腆地看着我。

“那以後出了詩集，我一定得買一本。”我說。

“那就太好了，但你想讓他簽字的話，可得早早去排隊。”弗蘭克一本正經地說，“那時候，隊伍裡沒有黨衛軍維持秩序，說不定會亂成什麼樣子，——畢竟，安切爾的女讀者一定會很多、很瘋狂。”說完，他自己先笑了起來。

安切爾竟然也笑了，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片粉紅。

是我低估了他們。

能用最痛苦的事開玩笑，就表明他們已經開始翻越痛苦，向着自己的意義前進了。

這樣的努力，哪怕隻有一步，也是不朽的。

——

*注：弗蘭克的原型，是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 1905-1997），奧地利心理學家，集中營幸存者。他的著作是《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記錄了他在集中營的經曆以及由此引出的心理學探索。“失敗者受難”這句話是引用自本書中作者參與的一個降神會情節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