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紅豔的身份家庭沒什麼問題，問題較大的是她為人的性格和人際關系。

她憑借父母親戚的關系，在肉聯廠嚣張跋扈，一言不合就怼人，得罪了很多人，穿着也比較異類，跟許多男同志都有暧昧不清的關系。

公安對她的人際關系進行調查，發現她雖然跟多個男同志經常約會，但從那些男同志的嘴裡得知，她隻跟他們吃飯逛公園看電影等等，并沒有進一步的關系。

一到夜晚，王紅豔就會回到她自己的屋裡，不準任何男同志跟她一起回去。

跟她同一個大院的鄰居們說，王紅豔每晚九點以前必會回到自己的屋裡，之後不會再出大院，夜裡一直都是安安靜靜的。

不過有個半夜起來給孩子把尿的婦女，曾有好幾次聽到王紅豔屋裡，傳來男女做那事兒的聲音。

雖然動靜很小，王紅豔也像是刻意壓着嗓子在叫，在那夜深人靜的夜晚，還是被起夜的婦女聽得清清楚楚。

公安一開始以為王紅豔就喜歡光撒網，喜歡跟不同的男同志約會，享受被追求的感覺，也以為王紅豔是跟崔天路在夜裡做那事兒。

畢竟兩人根據肉聯廠和親朋的描述，他們處對象一直都是親親熱熱的黏在一起，兩個人又都是不安分的主兒，各自在外撒網，夜晚湊在一起做那事兒也很合理。

隻是付靳鋒對此一直存疑，王紅豔明明是家裡的獨生女，她父母都是機關單位的領導，家裡按照規定分配了一個一套三的大房子，她父母對她也很不錯，她放着好好的大房子不住，為什麼非要住進肉聯廠分的十幾平小房子裡？

她白天下班後跟不同的男同志約會，夜晚卻背着大院的人偷偷跟崔天路做那事兒？怎麼想都覺得不符合常理。

王紅豔和崔天路是互相宣布，對方父母都認同了的男女對象關系，兩人要真在婚前發生關系，崔天路可以大大方方的到她家去，何必偷偷摸摸夜深人靜去，沒讓同院的人看到一次。

對此，王紅豔自述，案發的那天，她是跟崔天路吵了一架，吵架是因為工作問題，案發當晚，因為下雨的緣故，她一直都在房裡，哪都沒去，還說同院的人可以作證。

同院的人的确是在下雨過後見過她，但她自我優越感極高，平時不會跟同院的人多說一句話，也不會有過多的接觸，那天下雨之後她就回到屋裡去了，同院的人也在忙自己家的事兒，都沒人注意到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她有沒有冒雨出去。

王紅豔不在兇案現場的證詞并不完美，公安對她的住所進行調查，發現她屋裡除了她用的東西以外，基本沒有男同志用的東西，問她是不是跟崔天路晚上在屋裡做事兒的時候，她眼神閃爍，嘴裡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

付靳鋒覺得她很不對勁，讓刑偵科的幾個同事跟蹤了她兩天，這兩天她衣食住行都很正常，隻是不再跟其他男同志約會，神色也一天比一天憔悴，看着像是受到了什麼驚吓。

他們對她二次傳訊審問，她的供詞還是跟之前一樣，在問及為什麼要跟崔天路偷偷摸摸做那事兒的時候，這次她說了一句‘這是我的個人私事，公安同志沒權探究我的隐私吧？’，問她是否遇到困難，需不需要公安同志幫忙，她保持沉默。

公安又問，她是否見過殺死崔天路的兇器，并把兇器拿到她的面前，讓她看。

她看了一眼很快回答，說那是崔天路使用的剔骨刀。

崔天路是肉聯切割車間的組長，整個車間除了大型的牛羊豬肉需要用機械切割之外，其他肉類及骨頭類，都需要工人用剔骨尖刀把肉切割，或把骨頭上的肉都給剃下來分裝好，由廠裡的運輸車分裝到各個供銷社、菜市場、國營商店、副食店等地方售賣。

分割車間的工人，人手一把剔骨刀，還有菜刀、切刀等等諸多用來切割肉類的工具。

這些工具，都放在車間配置的一個工具室裡，由車間主任負責登記管控，工人們每天上班要去工具室拿各自的刀用具，下班則要把這些刀具放回工具室。

崔天路提升為組長後，他手裡的活計比車間工人少了很多，剔骨刀用的次數也不多，和其他工人明顯磨損過度的剔骨刀相比，他的剔骨刀很新，刀刃沒有太大的缺口，再加上崔天路的父親就是切割車間的主任，他下班不按規定把刀放回工具室，也沒有人發現。

王紅豔在肉聯廠裡是出了名的穿着打扮講究，又特别愛幹淨的人，她在肉聯廠上班了五年，從沒有下過肉聯廠充滿油污血腥的各種車間，即便是崔天路不按規定，曾經把他用過的剔骨刀拿出車間給王紅豔看過，但車間裡的刀全都是同一個鐵廠打得，每隔一兩年就會換一批耗損過度的新刀，王紅豔又是如何一眼認出那是崔天路用得刀？

王紅豔對此進行了狡辯，說崔天路出事的那天上午，她看見他把刀揣包裡，說是買了一堆肉骨頭，晚上要提回家裡炖骨頭湯，想用那把剔骨刀，把骨頭上筋頭巴腦的東西剔下來，給弟弟妹妹吃。

如此多的疑點，不禁讓公安們猜想，如果肖大芳不是殺人兇手，是被人打暈誣陷的，那麼誰最有嫌疑去殺崔天路？自然是眼前漏洞百出的王紅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