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陳瑤原本隻是下樓買瓶水，便利店裡空調冷得過頭，貨架貼着牆，遠遠的她看到馬路對面有展覽，路邊都是書架，一排排書刊被堆在書架上，但路上沒幾個人留心這個展覽。

陳瑤把飲料塞進書包，往對面走去，極步走去最近的書架，她随手拿起一本封面印着“女性共鳴書寫”幾個大字的文集，标題柔軟得像棉絮：《她們說完之後》

副标題印着一行小字：“從沉默到表達，來自聲音匿名者的真實自述改編。”

她起初隻是出于習慣翻了一頁。

第一頁，沒感覺。

第二頁，開始發緊。

她看見一句話：“我小時候睡覺要關兩層門，不是為了安全，是因為我爸喝完酒會推門進來，他會打媽媽。”

那是她收到過的匿名信裡的原句。她記得非常清楚，因為她在信尾寫了注：“她說，她不怕那扇門開了，隻怕她沒聽到門響。” 她繼續往下翻，第六頁、第十頁、第十三頁…… 她的标注、她的語氣、她剪過尾句加過副詞的處理方式，全都在，但沒有她的名字。

陳瑤發現，她記錄下來的東西，似乎也被其他人聽見或者使用，比起網絡上過于怪異的改動讓她無法接受，這本書似乎看起來算是平和，但也隻是看起來。

因為這本書上，沒有原始文檔标注，沒有出處，沒有哪怕一句：“本文基于整理”，原本這些話是每一個人的話，但這些句子現在屬于這本書，屬于封面那兩個不知名編輯的署名。

一般出書都需要一系列的審核時間，但陳瑤并不知道，也沒有意識到這本書的上市時間有點快，像是最近的事情出來，書就立刻閃現了。

陳瑤翻開書，除了那些句子屬于了别人，還多了些文藝腔的潤色：“她說她曾經怕黑，後來才知道，怕的不是黑，是黑裡沒有人回答。”

陳瑤隻是看着那句話，隻覺得陌生，不是因為句子不動人，而是她知道——這句話，她根本沒寫過，原文是：“我怕黑，是因為小時候黑裡隻能聽到自己哭。”

現在，它變成了一句“适合印在地鐵廣告上”的心靈雞湯，她手指微微發抖，書架上還有一本“特别推薦”的姐妹篇，寫着“配套朗讀音頻上線，掃碼即可收聽”。

她忽然明白過來：那些朗讀，可能也不是她的聲音了，她連話還沒講完，就已經被誰剪成了“合适的版本”。

她拍下書的封面、版權頁和幾段内容，找到出版社在官網公布的郵箱，她沒有發怒，隻是寫了很平靜的一封郵件：“您好，我注意到貴社新出版的《她們說完之後》一書中，多處内容疑似直接改寫自我此前整理的匿名證詞與評論。請問貴社是否知情？是否取得原内容授權？是否願意進行署名或内容修訂？”

她等了兩天，收到的回複幹淨而禮貌。

“您好，感謝您的關注與提醒。《她們說完之後》所使用内容均為在‘公共域可檢索平台’與‘自願分享語料平台’獲取，并經過二次演繹與語言重構。本書所有内容均為編者集合性改編創作，屬于‘非署名文本的再創作’，暫不涉及侵權或署名争議。若您對其中某一具體片段持有異議，歡迎在三十日内提交材料說明并通過正規流程申訴。感謝您對女性聲音項目的支持。”

陳瑤讀完，愣了一會兒，然後笑了。不是那種好笑的笑，是冷笑。

因為二維碼掃出來的聲音，就是她播客内容的轉錄音，隻是用AI修改了音色，而内容基本沒有什麼不同。

這不是陳瑤需要的聽見和關注，

這種粗暴地否認，就跟溫柔地感謝她貢獻了“文本土壤”一樣令人郁悶。

甚至話裡話外都在感謝她當初沒有注冊著作權，感謝她講得那麼真、那麼具體，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摘一段出來用，他們把陳瑤從講述者變成了一堆材料，然後把那堆材料堆進了某本市場計劃書的“共鳴闆塊”裡。

陳瑤重新翻看那封郵件，看見那句——“集合性改編創作，非署名文本的再創作。”

她在紙上默寫了一遍，筆一劃一劃寫得極慢，寫完後，她在句子下面标了一個箭頭，寫：“所以我講過的，不是‘講過’，是‘可以剪成别的講法’。”

她忽然意識到：她的沉默不是保護了作品，而是給了他們“合法改寫”的時間。陳瑤沒有發布聲明，隻是匿名在一個小衆平台發了段話：“我講過一些話，現在看到它們出現在一本書裡，變了句子、改了語氣，也沒有署名。不是要維權，也不是在搶話語權。我隻是想知道，在這個時代——一個人講了真話，還能不能保住那句話的樣子？”

帖子發出去後，原本隻有幾十個浏覽量，可不知為什麼，一個流量博主截圖轉發，配了一句：“現在連匿名說話也要争署名權了？‘她們文學’不夠你表演的？”

評論區像是突然被點燃了：

“說到底就是覺得紅利不是她的，急了。”

“本來就沒署名，你怎麼能說人家用的是你？”

“誰的故事不是苦出來的？你爸媽打你就成專利了？”

“情緒不是你的專屬權利，别把疼痛當人設。”

還有人翻出她之前的帖子截圖，說她早就“有預謀地打情緒牌”。

“你看看這語氣，典型文學系女權感傷流。”

“她是想要署名，還是想紅？”

她看着這些評論，一開始想笑，後來笑不出來了。

她想起有人曾告訴她：“隻要你講的是真話，就不怕他們怎麼說。”

現在她才知道，那句話不完整，完整的版本應該是：“隻要你講的是真話，他們會讓你怕得不敢再說。”

她關閉評論，卻忍不住打開一個搜索欄，輸入關鍵詞：“她們說的話 創始人”

結果頁顯示的不是她的名字，而是那個編輯、那個朗讀主播、那個某平台标簽賬号的主理人，一個男人。

而陳瑤的聲音已經被拆解，她的身份已經被置換，就像她講過的句子，被換上了别人的嗓音——她不在場，但她的語言還在被利用，可現在沒人再承認，那些話是她說的。

那天晚上，她收到了那條私信，發件人自稱是一家文藝出版機構的項目編輯，語氣專業、克制，甚至可以說“善意”：“你好，我關注你的寫作很久了。我們正在籌備一個新女性寫作項目，特别希望收錄像你這樣的聲音。當然，我們理解你不希望曝光身份，所以我們提出的建議是：你作為【幕後資料提供者】，我們會對你的文字進行編輯性再創作，由作者團隊進行叙述重構，你可以不署名，我們也不标注來源，隻确保你被‘溫柔留住’在書中。”

那幾個詞，“幕後資料提供者”、“編輯性再創作”、“溫柔留住”。像三根透明的細線，一點點把她拉進他們設計好的框架裡。她不被否定，也不被驅逐，她被邀請，合作，合理利用，隻是前提是——她不能是“她自己”。不能留名字，不能保留原文句式，不能要求文字不被調性化、格式化、符号化。

她被“歡迎”，但前提是，她成為他們版本裡的她，陳瑤盯着那條私信，沒立刻回複，隻是坐在電腦前，翻出她最初寫下的那一行：“我寫不是為了赢，是為了活着。” 但陳瑤隻是安靜地想了一會兒，在桌上寫了一句：“如果保護的前提是剪掉我講過的話，那這保護不是留住，是抹去。”

她沒有回那條私信，也沒有在社交平台上再發一句話，那天深夜，她打開郵箱，草拟了一封從未發出的“公開信”。

不是為了發布，而是為了讓她自己看清楚，她要保住的，不是署名，不是點贊，不是光環。是那一行字，完整的樣子，她敲下每一個字時都很慢，就像重新把自己拾回來：“我寫下那句話的時候，不是為了被分析、被改寫、被拆開供人使用，我寫，是因為那時候我必須寫，我不想忘記我真的那樣想過，所以你可以不署我的名字，你可以删掉我的主頁、我的賬号、我說過的背景、故事、注釋、時間點、邏輯線……但你不能改我講過的那個版本，不能換掉那句裡真正的我，你不能——把我說過的句子，剪成你要的樣子。”

陳瑤打完最後一行，把信保存在本地文件夾裡，命名為：“為未署名的我，備份一份。”她沒有關電腦，隻是放下手，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窗外有風，遠處有人在放煙花，隔着玻璃傳來輕輕的噼啪聲，她沒睜眼，但陳瑤想起了那句剛寫完的話：“你可以不署我的名，但你不能改我講過的版本。”

她默念了一遍，像在确認，她不再怕被看見，也不再求被理解，所以，陳瑤似乎把這個事情放下了一樣，她想默默的安靜一段時間。

因此李音的電話，陳瑤沒接。

但其實她最近幾乎不接任何電話。不是逃避，而是一種本能的遲疑——她已經無法判斷來電者的身份：是平台負責人，是校方代表，是自媒體編輯，還是某個一時被感動後又很快轉身離場的“支持者”，但最後也在試圖抹去她的存在。

反正一個高中生而已，青春疼痛的女孩，總會被生活，學習打磨掉棱角。

同樣，陳瑤疲憊于反複說同一套話，然後看着它們變味、漂白、轉碼。

但那天下午，她接到了李音的消息，不是電話，是一條短信： “我在你樓下。不是來問，也不是來勸。如果你不想說話，我們可以安靜地喝杯水。”

她愣了幾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