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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學校裡積極開展“情緒引導”主題班會，年級組也發下一張紙，上面寫着“校園心理危機事件應對手冊”。其中第三條标紅：“若學生因生病原因暫時離校，請同學們保持理性，配合學校統一安排，不得擅自議論傳播。”陳瑤看着那張紙，像看着一份某種悄悄啟動的腳本。

最近校園裡依舊有學生情緒崩潰的事情，那是隔壁班的學生，總是會幫助其他人值日，就算是做值日幹部也不會亂記名字，完全承擔其自己事情裡帶有的責任，而不是隻單純的監督。

但是似乎其他同學并不知道，有人帶領校外的同學把學生打了一頓，原本是這樣計劃的，但結果是被害人跳樓了，而現在，連他的名字都成了“不要提”的代稱。

所有人都在配合，甚至連平日裡最愛嚼舌根的同學，這幾天都意外地沉默。

事情不能讨論，是怕表達關心本身也變成“異動”。

陳瑤站在教學樓三樓的走廊上，看着下方操場上的升旗儀式。校長講話：“我們的校園是健康、陽光、向上的陣地，任何負面情緒、非理性叙述、未經确認的流言，都不是正當表達。”

這句話引起一陣掌聲，整齊有力，像每一次試卷講評時班主任說“你們要赢過你們自己”一樣熟練。

陳瑤忽然明白，“健康”隻是他們統一口徑下的一塊遮羞布，或者這樣的東西在未來她會一直需要直視，而她們這些人——寫過、講過、聽過“别的話”的人，也許很快會輪到“被健康”了，但現在陳瑤也失去了争辯的心思。

她回頭望了望自己的座位，她寫在草稿紙上的那個句子還在：“我媽是我人生的榜樣。” 陳瑤想撕掉，卻發現自己不敢，不是怕老師生氣，而是怕撕掉這句話，她就真的沒什麼能交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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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六點，陳瑤回到家，飯桌上擺着兩個菜，一份豆腐煲，一份炒青椒。

宋巧燕正好拿着濕布擦竈台，見她進門，頭也沒擡地說：“回來啦，作業多不多？”

陳瑤“嗯”了一聲，把書包放在椅子上。

吃飯時兩人都沒怎麼說話，直到吃到一半，宋巧燕忽然問：“學校那邊的作文比賽你參加了嗎？”

陳瑤沒有回答，宋巧燕放下筷子，口氣變得柔和：“你以前不是最愛寫這些了嗎？我是說作文還是得寫的，對吧？我看你這題目就很好啊，寫你小時候咱倆怎麼過的日子，你隻要寫實一點，别太偏，就肯定能選上。”

她停頓一下，又補了一句：“别再寫那些黑乎乎的東西了。人家評委也不喜歡。寫得太沉重，像日記，不像作文。”

陳瑤擡頭，第一次認真看着她媽的眼睛，她媽眼裡沒有惡意，也沒有輕蔑，隻有一份殷切的期待，那種期待，像是在說：“你乖一點，聽話一點，配合一點，就能被世界接納。”

“就能省點事。”

陳瑤放下筷子，聲音不高：“你是不是覺得，我講那些事，是為了給人添亂？”

宋巧燕愣了一下，急忙解釋：“不是不是，我隻是怕你……”

她咬了咬唇，聲音低下去：“說到底，你還小，社會這東西……你說不過他們的。”

陳瑤沉默了一會，忽然輕聲笑了一下，那不是愉快的笑，是一種——終于想明白的笑。她看着眼前的菜，說：“你以前是不是也這樣？小時候我哭，你說别哭。我難受，你說别表現出來。我不想去補課，你說别頂嘴。你總是說，是為了我好看一點。我就能被選上，被喜歡，被接納。”

“可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不想演了。”

宋巧燕怔住，手還停在飯碗上。

陳瑤繼續說，聲音依舊不大：“你說我說的太難聽了，你說别人不會理解，你說說出來沒用。可你沒問過我，那些事我不說，我是怎麼活下來的。”

廚房的燈很亮，照得她們臉上的每一條細紋都清清楚楚，陳瑤站起身，把碗筷收進水槽，背對着宋巧燕時，她輕輕說了一句：“我不是你要的好看。但我現在，還活着。”

宋巧燕沒說話，隻是低下頭，緩緩把桌上的豆腐往回撥了撥，仿佛還在維持飯桌的整潔，仿佛隻要她不松口，這個世界就不會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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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校園廣播臨時插播了一條“校風整治通知”：“近期部分班級出現‘自制文學小報’、‘非官方言論轉載’、‘私自張貼手寫句子’等行為，已構成對正常教學秩序的幹擾，敬請全體師生提高警覺，共建文明、正能量的校園氛圍。”

通知念完，全校安靜了三秒，然後鈴聲響起。陳瑤的心一沉。

她知道，那張貼在教學樓女廁所隔闆上的那幾句紙條，即便她後來後悔了想要去撕掉，也許已經被“備案”，畢竟她回去的時候那些紙已經不見了。

或者說，陳瑤不知道的時候，有誰看到了她的貼紙，也要學她嗎？

那些紙，幾個低年級的女生用匿名方式留下的：“我不是怕老師，是怕我表現出我怕。”、“我試過舉手，但我怕他們說我太情緒化。”、“我沒生病，我隻是話堵在嗓子裡。”

陳瑤沒有再怎麼說，但是校園裡有了新的想說的人，但現在陳瑤明白，這些話成了“擾亂秩序”的證據。

第一節課下課時，學生會兩名幹事來班裡找人。

“誰是陳瑤？校辦找你。”

陳瑤站起來，身後有些低聲竊語，像是在說她怎麼又惹出來這麼多事情。

陳瑤走進教務處，一名女老師指着一張A4打印頁：“這是你寫的？還是其他學生寫的？廁所、牆角、書頁裡，我們已經搜集了十幾條。你知道這樣做的後果嗎？被人截圖上傳怎麼辦？輿論發酵了怎麼辦？你讓學校怎麼解釋？”

陳瑤沒說話，隻是靜靜盯着那張紙，那紙上的句子都不是她寫的，但因為她最先做的，所以現在它們現在屬于她了，但它們同樣屬于“違規文本樣本”。

老師歎了口氣，語氣放緩：“你寫得真的挺好的，可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你應該把這種能力用在‘正向引導’上。老師不是想批評你，确實老師也是你們這個時候過來的，理解你們有想要說的話，隻是你明明可以寫出得獎的作文，幹嘛非要去搞這些？”

陳瑤忽然想起那句熟得不能再熟的話：“你為什麼非得往讓人不舒服的方向說呢？”

或許老師的意思也是這個。她這次終于開口，聲音很輕：“老師，這不是我寫的。” 陳瑤已經不想在處理這些事情，她知道自己的本心總是會變的。

聽着這樣的答案，老師表情變了變，沒再說話。

陳瑤沒等她再說，起身離開，她回到教室，桌面上放着她前天寫的那句作文開頭：“我媽起得很早，賣包子養我上學，她是我人生的第一個榜樣。”

她拿起筆，劃掉那一行。

重新寫：“我人生的第一個榜樣，是那個在廁所貼了一句話又被罰站的女生。”

她沒寫名字，她或許以後也不會寫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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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放學前，語文辦公室來發作文比賽的統一稿紙，标題上印着金色邊框：“新時代女性形象征文大賽（學生組）”。

陳瑤把紙拿在手裡，輕得像張薄冰，老師說：“盡量寫得積極一點，别太沉重，初審是市裡的平台，要注意調性。”

她沒回應，隻點了點頭，放學鈴響起時，校園廣播放了一段輕音樂——那是配合“心理月”的舒壓環節。

她卻隻覺得那旋律裡藏着一句未說完的話：“你别太有感覺，感覺太多會出錯。”

她回家，坐在書桌前，翻出那張稿紙，她沒寫“我媽媽”開頭，也沒寫“榜樣”兩個字，她隻寫了一句話，像把所有失聲與喧嘩，凝縮成一塊未上鎖的碑文。

她寫道：“我不是要好看，我隻是活着而已。”

她寫完，把筆一放，簽名欄空着，她沒有寫“陳瑤”。

三天後，征文收稿截止，她把稿紙放進信封，隻是自己保存着。

她知道，反正這個句子也許不會被讀完、不會進複賽、不會出現在校園宣傳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