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結束那天下午，雨下得很細，像是不願太明顯的傾斜。

紀霖沒立即離開學校。她等着李音過來繼續探讨這個事情，因此在教務處借了一間空的輔導辦公室。推開門，桌上是殘留的心理評估表、茶杯和沒蓋緊的水筆。

紀霖脫下外套挂在椅背上，沒坐，隻是站着看窗外。

“你怎麼看？”紀霖問。

李音輕聲答：“她已經不再是‘表達者’了。”

“那她是什麼？”

“是承受了表達後果的未成年人。”

紀霖點點頭，“我們總以為，孩子喊出來就好了。”

“可我們沒有教他們喊完之後要做什麼。”

屋裡安靜一瞬。

“我剛開始是帶着問題來的。”紀霖終于轉身，聲音克制，“我們從數據裡看出這個學校去年匿名心理咨詢量激增，還伴随了幾個極端行為。你知道的，系統會把這類學校标為‘重點關注區域’。”

“所以你來‘處理風險’？”李音輕笑。

“來試着問一句：是誰在說話，誰在聽，誰在害怕。”

李音沉默片刻，說：“我曾以為我在聽。”

“現在你覺得不夠？”

“我覺得聽是最容易的事。最難的，是在别人說錯、說偏、說痛苦的時候，你還願意留在那裡聽。”

紀霖點頭，沒有駁斥。

李音又說：“我怕有一天，所有表達都被引導成‘可以發言的範式’，每個‘她們’都要學會在‘正能量結構’裡掙紮出一個句點。”

“那你認為學校下一步該怎麼做？”

“如果你問我一個公安的建議——我說，‘建立反饋機制，合理引導，規避網絡聚合風險’。”

“但如果你問我一個也曾寫過紙條的人的建議——我希望他們别再怕寫紙條。”

紀霖笑了一聲：“咱們可能都已經不配寫紙條了。”

“所以我們得教會他們在還配寫的時候怎麼用。”

兩人對視一會兒。

紀霖最後開口：“我們計劃讓這個學校成為‘未成年人表達環境改進試點’。”

“形式是什麼？”

“讓學生自己提出他們要的表達結構。”

“你覺得他們提得出來？”

“他們已經提了。”紀霖從包裡拿出幾張掃描件，是座談會後匿名投進“反饋箱”的建議：設立可以匿名貼字的牆，老師不看，學生自己管。設置每月一次學生主持的表達時間，由學生自己組織主題。允許在練習冊上寫廢話，不強迫擦掉。希望我們說‘我不想說’的時候，也有人聽見。

李音翻着那幾張紙，忽然覺得那些筆迹不是軟弱，也不是情緒不穩——它們隻是太久沒被允許存在。

“紀霖。”她忽然問，“你知道嗎？我十七歲的時候也寫過類似的話，在課本邊上。我當時以為那是一種犯罪。”

紀霖看着她，輕聲說：“那你現在知道了——不是犯罪，隻是未被定義的語言。”

“所以我們來，是為了讓它們可以留下。”

李音沒說話，隻是輕輕點了點頭。

…………

匿名牆，能貼幾天？

匿名牆的設立速度比任何人想得都快。

一周後，教學樓三樓走廊盡頭，一整面被粉刷幹淨的灰白牆被設為“學生心聲自留地”。

沒有攝像頭，沒有老師值班，隻有一個貼在角落的小提示牌：“你可以貼上你想說的話。我們不删，不評判。但請不要傷害他人。請為你的句子負責，就像它是你的一部分。”

一開始沒人貼。

第二天，有人貼了：“我不理解，但我想努力理解你。”

第三天是：“我好像快不認識現在的我了。”

第四天是——“對不起，那天我也在現場，我沒有說話。”

第五天起，牆開始密密麻麻起來。

便利貼顔色混雜，字迹或亂或整，有的幾乎看不清，但那密度本身就像一種生長。

——“我好像不是在學習，是在被要求維持一個合格的樣子。”

——“我希望我發呆時不是在浪費時間，而是在儲存自己。”

——“我不是不努力，我隻是太累了。”

——“我知道你在看，謝謝你還沒走。”

牆下的留言盒裡，也開始有人投匿名信。

其中一封隻有一句話：“我想不明白為什麼每次我要說點真的東西，都有人比我更快地說出‘這不重要’。”

另一封更長：“那天跳樓的男生是我們班的，他不說話的時候坐在最角落，吃飯很快，寫字很整齊。他的同桌說他‘密告’的時候，他沒有争辯。我想替他說一句——他不是那樣的人。他隻是怕麻煩，也怕說出來沒用。結果他沒說，就走了。”

校方起初想過清理，但被未檢組制止了。

紀霖說：“哪怕隻有一周的壽命，它也是一次集體性練習。”

…………

很快，年級組推行第二項機制：“學生表達協商小組”。

不是學生會，也不是心理社團，而是各班自選一名代表——不代表全班情緒。

林栀被推了出來。

她一開始不想接，後來是陳瑤在樓道裡跟她說了一句話：“你不必代表誰，隻要你自己願意說的時候，說清楚你不是來代表誰的。”

第一場協商會開在圖書館一樓的多功能廳，沒有老師發言，隻有兩個紀檢觀察員旁聽，學生圍坐成一圈。

他們在白闆上寫下：

“我們不是表達隊形，我們隻是太久沒有安全的叙述空間。”

“我們希望允許有不願表達的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