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官商勾結行為，直接導緻汴京羊肉價格從每斤50文飙升至200文。陳德全因此家累千金，田宅遍畿輔，而普通百姓卻"終年不知羊味"。諷刺的是，民間養羊越多，羊肉價格越高，民衆生活反而愈發困苦。

李象中案東窗事發後，禦廚實際羊肉消耗量驟降至2萬頭，年節省費用達300萬貫。吳悅由此推斷，這種内廷監管缺失導緻的權力失控現象絕非個案。她打算送仁宗和朝臣們一個大禮包，提前呈獻這份揭露宮廷腐敗的"大禮"。

《宋刑統》雖有"盜官物者，計贓論罪"之條，但未明确"官物"範疇。此案中，三司主張羊肉屬"禦膳食材"，大理寺卻認定為 "普通物資"，由此引發量刑争議。最終，李象中僅被貶為内侍省黃門，陳德全被罰沒家産了事。

這種處理結果，由于仁宗仁政理念要求寬宥近臣，因為仁宗及三司官員皆視禦膳食材為皇室私産，認為這不過是家奴盜主的内部事務。

若以大戶人家作比：某仆役長期掌管廚房，私扣食材變賣牟利。主人發現後若告官，依律當重判；但若念其服侍多年而心軟，便會以"家醜不可外揚"為由，僅罰其三月俸祿了事。這種将國家公器等同于皇室私産的認知，也是北宋中後期吏治敗壞的根源之一，比如宋徽宗的花崗岩鬧劇。

然而仁宗這種姑息輕判的做法，恰恰暴露出其決策層面的短視。後宮每日因病損耗的羊隻占總耗損量的85%。為彌補宮廷羊肉需求缺口，朝廷不得不從陝西高價采購"市羊"，卻因采購流程監管缺失，導緻和買制度異化為腐敗溫床。采購官員與地方豪強沆瀣一氣，借"和買"之名強征邊民羊隻，再以數倍價格轉售宮廷。

更惡劣的是，為填補高價采購産生的财政窟窿，朝廷又通過"支移""折變"等苛政盤剝百姓：所謂"支移"，即強制邊民将糧草運至指定地點，運費自理；"折變"則是将實物稅折算為貨币稅，借市場波動榨取民财。這種竭澤而漁的政策，加上陝西監牧為擴大養羊規模過度開墾草場，最終導緻草場退化，地脈枯竭，沙化日甚的生态災難。

前兩年，陝西遭遇全境大旱，邊民饑馑離散，壯者被北人掠賣為奴，郡邑幾為空墟。這種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循環，使陝西邊民陷入雙重困境。他們既是抵禦西夏的國防屏障，又是财政搜刮的犧牲品。朝廷一面要求他們守土禦敵，一面通過高價采購與苛捐雜稅榨幹民脂民膏，最終釀成"邊民苦之，歲輸錢帛百萬"。

"如今可明白，那些謊稱耗損病死的羊隻，給陝西邊防和邊民造成多大的損害了吧。"

聽完女兒這一番話，吳父氣得滿臉通紅。

作為親曆陝西大旱的邊防将領，他戍守邊關時親眼目睹戰馬草料奇缺、後勤補給嚴重不足的困境，更對邊民每年繳納百萬貫賦稅的苦難感同身受。

宋夏戰争（1038-1044年）期間，陝西作為主戰場，駐軍高達十八萬，年需糧草七萬餘石、草料二十一萬餘束，貧瘠的黃土高原根本無力承擔如此重負。表面上看邊民能以高價售羊給朝廷，實則被苛捐雜稅層層盤剝。他親眼看到了"壯者為盜，老者餓死"的慘狀，也曾在巡邊時放過那些百姓讓其逃亡西夏或淪為流民。

而為維持邊防，朝廷又不得不從内地調運物資，運輸成本竟占物資價值的70%以上，形成千裡饋糧，士有饑色的軍事經濟雙重困境，陷入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惡性循環。

吳悅相信吳父，他雖然重男輕女，有各種毛病，卻又是個铮铮鐵骨的漢子。因考慮到戰緻殘士兵無法養活自己，願意給他們工作機會。也能因武器署多發劣質軍備，導緻士兵戰場上無謂傷亡而勃然大怒。正是這種對袍澤的深厚情誼，是她認定能夠打動吳父的信心所在。

他或許因為厭惡親家朱叙而打算袖手旁觀，大不了給些銀錢讓女兒和外孫和離回娘家養着。但是但若想到那些本可幸存的戰友，因為有人貪污而枉死沙場，就鐵定忍不下這口氣。

因為，這不是朝堂上彙報的冰冷的傷亡數字，而是他親眼見過的慘狀。百人傷亡需要二十人擡屍、十餘人挖坑，戰場清理要持續三日，屍堆高達五尺，腐臭味七日不散。那些在朝堂上唾沫橫飛的大員，怎會懂得這些數字背後是整營整隊的鮮活生命？

果然，當劉耘娘端着新茶和糕點返回時，隻見丈夫已不複先前的漠視。他雙目赤紅，一拳砸在案幾上，震得茶盞叮當亂響："這樁腌臜事，非得鬧個天翻地覆不可！"